小编： 泛着冷光的解剖台上，锋利的解剖刀划开一具残缺不全的尸体
泛着冷光的解剖台上，锋利的解剖刀划开一具残缺不全的尸体。身穿浅蓝色防护服，戴着一次性橡胶手套和口罩的法医只露出双眼，目光如炬，手法娴熟地对尸体进行检验，抽丝剥茧中探寻真正的死亡原因，替不能发声的亡魂讲述生前最后的故事。
前段时间，一部悬疑刑侦网络剧《法医秦明》的热播，将一直以来颇为特殊的职业群体“法医”带到了公众面前。
法医者，为生者权，为死者言，是行走在生与死的边缘，与亡魂交流的行者，也有人说他们是“生与死之间的语言翻译者，冰冷而温暖的亡魂代言人”，但是他们却以坚定的职业信念与专业素养让“法医”这个称呼代表着光明正义，也充满温度。
现实生活中的法医也是普通人，他们有血有肉，有七情六欲，工作在常人视线之外，却又真实生活在我们身边。
法医张田，女，80后，北京市公安局房山分局刑侦支队技术中队副中队长。初次见面，张田给我的印象是精干而利落，深色的作训服上“现场勘查”几个字很显眼，裤脚扎在军警靴中，没有佩戴任何饰物，高高束起的马尾衬着小麦色的皮肤，干练又有活力。她的语速很快，嗓音清亮而干脆，眉清目秀却难掩眉宇间的正气。
法医担当的是传达死者声音的重任，代替无法说话的亡魂发声，所以法医也被称为“尸语者”。
“通常情况下，法医出现的地方大多是非正常死亡现场，也被称作非自然死亡现场，还有就是命案现场。当警方接到报案，在某地发现尸体，法医需要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勘查，提取痕迹、物证，然后将尸体带回检验室进行验尸，判断死亡原因”，说起法医的主要工作，张田这样介绍。
常人印象中法医出现场是这样的：警戒线隔离了现场与公共场所，身着制服的法医戴着手套拎着工具箱步履匆匆地进入现场，用各种特殊的工具将尸体检验一番，然后与刑警交流死亡原因……张田一边轻笑一边摇头，因为作为一名基层法医，她所经历的现场比影视剧中所表现的要更加震撼与真实：人烟稀少的荒郊野外，破旧的废弃厂房，农田庭院等等，“很多现场的场景根本无法用言语表述，血肉模糊都是常态，有些高度腐败甚至面目不清的尸体更需要带回局里检验才能查明死亡原因。有时候，受到现场地形的限制，只能自己和同事一起把尸体抬回来”。
2012年1月的北京正是寒冬，张田接警后到达位于深山里的案发现场已经是半夜了，和同事深一脚浅一脚地将死者尸体从山里抬到山下的艰辛，此刻化作平淡的一句“那会儿挺冷的”。
法医工作中遇到最棘手的情况就是很难查出死亡原因，张田的表情变得认真严肃起来，“这个时候法医就需要逐一地排除致死原因，必要时还会请教专家进行会诊推论。身为法医，不论是自杀还是他杀，我们都需要给死亡一个结论”。
张田在基层摸爬滚打已经有13个年头，接触的案子多了，也并非所有的非正常死亡都涉及刑事案件。
2011年，一名来京打工的贵州男子因肝病恶化，上吊而亡。外地来京人员非正常死亡，必须经过法医鉴定，开具死亡证明，才能出京或火化。张田排除他杀后，在开具死亡证明时，死者的妻子却付不起200元的尸体存放费用，“她是一个非常瘦小的贵州人，除了死者欠下的1000多元的医药费，还有两个孩子”，死者妻子无法安葬亡夫的焦急与对以后生活的担忧，张田都看在眼里。为此，她紧急请示了领导，为这个已经破碎的家庭申请减免这笔费用，“因为他们（死者家属和孩子）总要开始新生活”，张田的语气里有着不容置疑的责任感。
“当然了，法医也不仅仅是跟尸体打交道。遇到斗殴纠纷等等，也需要我们验伤来给量刑提供依据”，张田补充道。
法医的另一个主要工作场所是验伤区，里面的布置跟医院的诊室很接近，但是要宽敞得多。靠墙是检验床，床对面是两张并排摆放的办公桌，紧挨着办公桌的墙上挂着用来看CT片、X光片和照片的白色灯箱。
采访间隙，张田接待了一个伤者。她娴熟地把CT片卡在灯箱上，眼睛迅速而仔细地检查每一处图像，同时接过厚厚一沓资料，包括照片，还有医生的诊断书，并询问对方有无出血？多长时间？出血量有多少？是否需要手术？等一系列问题，处理过程高效而快速。
张田说，她一年之中差不多要接待3000多例验伤或伤残鉴定，最多的时候，在一天之内接了27个验伤的案例。
在张田11年的法医生涯中，只有一例是自己无法进行下去的检验，“那是我身为母亲的软肋”，张田的声音变得轻而低。
“大约是5、6年前的一个夏天，非正常死亡现场，死者是一个1岁多的孩子，我到达现场的时候，看到他正躺在父亲做的一口小棺材里”，张田轻轻地说。根据死者的母亲陈述，事发时她去院外的厕所方便，顺手把孩子放在厕所门口。本以为孩子不会乱走，没想到，就这一会儿的功夫，孩子自己爬到厕所旁的水渠，跌落下去，溺亡。
为了排除刑事案件的可能，张田和同事把孩子的尸体带回分局检验。看着小小的尸体躺在冰冷的解剖台上，“特别安详，就好像睡着了一样。因为当时我的孩子也才3岁，那种揪心的悲伤难以抑制。我把解剖刀举起来，又放下。我不忍心动他，下不去手”，张田抽了抽有点发红的鼻子。直到最后，她也无法进行尸体检验，后来的工作是由张田的同事代为完成的。
经历了这起婴幼儿意外死亡的事件后，张田发现自己在工作中的软肋就是作为母亲的怜悯与心软，开始有意识地进行自我心理建设，“我反复提醒自己，在检验工作中，我的身份是一名法医，不是一个母亲”，当再次遇到类似的情况时，她逼着自己，硬着头皮，狠下心肠去检验尸体，查出真实死因，这样才能告慰死者，也往往是死者家属最大的心愿。
张田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对于自己的职业，她从未对孩子有过隐瞒。当问起小家伙，你知道妈妈是做什么工作的？孩子很干脆地答：“当然！我妈妈是法医！”
男孩子喜爱的军事游戏里，已经9岁的大儿子坚持要在司令部下面设一个法医鉴定中心。因为在孩子心目中，法医这个职业既神圣又重要，身为法医的妈妈张田自然也是“超cool”的榜样。
采访结束的时候，分局院内的枣树花开正盛，淡粉色的花瓣纷纷洒落了一地，春光正好，却抵不过张田左臂上的警徽光芒四射。（记者 史雅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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