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编： 古人区分人类与其它动物的原则十分简单：人类会直立行走。在做出这种评断的古人中，最著名的当属柏拉图。据说他将人类描述为“双足行走、没有羽毛的生物”。用“没有羽毛”来描述人类，对现代人而言
古人区分人类与其它动物的原则十分简单：人类会直立行走。在做出这种评断的古人中，最著名的当属柏拉图。据说他将人类描述为“双足行走、没有羽毛的生物”。用“没有羽毛”来描述人类，对现代人而言似乎有些奇怪，因为现代观念认为，双足行走与智力发展有关。
但柏拉图认为，体表没有羽毛是朝人类发展的重要一步，因为他知道，另一种双足行走的动物是鸟类。古希腊人认为，鸟是介于人类和神祗之间的角色。而对于柏拉图的这种奇葩言论，犬儒派的第欧根尼也做出了回应。他将一只鸡的毛尽数拔去（鸡是双足行走的），然后带到柏拉图学院门口，大声宣布道：“这就是柏拉图的人！”
虽然在我们看来，双足行走是人类的明显特征。但柏拉图认为，直立行走是为了让理性的头脑尽可能远离满足口腹之欲和云雨之欲的器官。他认为，头部就像身体的“卫城”（即acropolis，意味“高处的城市”，无论从形神而言，都是人体的制高点。城邦之于直立的人体，正如人体之于城邦。柏拉图认为，直立的身体最好还要具有智慧、高贵、美丽和美德。这种观念原本是希腊人用来描述士兵的姿态的，既彰显了士兵的体态，又赞扬了士兵对城邦的忠诚。
柏拉图和第欧根尼对人类体态的定义截然相反、相互对立，而这也奠定了此后对人类体态相关辩论的基调。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后者似乎逐渐占了上风。的确，在当代哲学关于“人类的边界”的讨论中，“第欧根尼的鸡”便被视作一个荒谬的例证。
20世纪初，哲学家伯特兰·罗素利用形态逻辑对这一观念进行了剖析，指出“‘苏格拉底是一头没有羽毛的、双足行走的动物’和‘苏格拉底是人类’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因为后者的分类更加宽泛，而前者太过狭隘。到了20世纪，人们只会以嘲讽的口气提起柏拉图对人类的定义。罗素指出，对任何一位现代人而言，都无法想象竟有人会对人类下这样荒谬的定义。
因此，对人类直立行走的讨论无论是从道德、美学还是生理角度，都已经抛弃了“直立行走的鸡”这种说法，转而采用了其它更具威力的比喻。
对犹太人来说，亚当直立行走的姿势象征着他比上帝创造的其它动物更高等，即使在被逐出伊甸园之后也是如此。这一理念认为，人类直立行走的姿势是由上帝创造的，正是这一姿势定义了人类的身份。而该观念一直持续到启蒙运动之初。哲学家约翰·赫尔德（在1784至1791年间编写的《人类历史的哲学思想》一书中指出，直立的姿势是“人与野兽之间的根本性差异”。
但和传统做法不同，他把这一点放在了人类的理性思考能力之前。“人的姿势是直立的，这在地球上绝无仅有……只有人类才能自然且持续地保持这一姿势……所有肌肉都适应了这一姿势。小腿肚的肌肉变大，骨盆后移，髋部外扩，脊椎变直，胸部变宽，肩部长出了锁骨，手上长出了感觉敏锐的手指，头部被安到了颈部肌肉上方。人类……能够抬头望天，也能环顾四周。”
赫尔德并未忽略推理能力在人类定义中的作用。在他给“理性”所下的定义中，他强调了语言能力的突出地位。但最最重要的，还是直立行走这一高贵的姿势。直立行走象征着上帝创物的本质。在所有物种中，最高贵的便是受了上帝“站直身体”的旨意、选择直立行走的人类。
“我们的造物主完成了工作、想尽了所有地球上可能出现的生物形态后，便暂停了下来，开始检验自己的工作成果……她带着母性的慈爱，向自己创造的最后一种生物伸出手去，说道：‘站直身体吧！你曾经和其它野兽一样，但借助我特殊的帮助和关爱，你将直立行走，成为万兽之神。’这是怎样的奇迹啊。正因为直立行走，人类拥有了新的力量；也正因为直立行走，人才得以成为人。”
赫尔德的观点填补了柏拉图与约翰·弥尔顿二者理念之间的空白。前者认为直立行走突出了人类对理性的追寻，而弥尔顿则认为直立行走是上帝的杰作，然后才发展出了人类自己的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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