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米尔·汗:“我从当演员第一天起就明白责任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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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编:  在《印度暴徒》中,阿米尔·汗扮演了江湖骗子弗朗基

  在《印度暴徒》中,阿米尔·汗扮演了江湖骗子弗朗基。这个双重间谍接受英国东印度公司指派,潜入反抗殖民统治的“暴徒”中刺探情报。潜伏过程中,弗朗基逐渐被其领袖库达贝什感动。阿米尔·汗也因此片首次与自己的偶像、库达贝什的饰演者阿米达普·巴强合作。(资料图/图)

  “发现这些问题是痛苦的,它确实令你失望,有时候会让你生气、感到沮丧。但是改善自己的第一步是承认这些问题。”阿米尔·汗相信,诚实才能使社会变得更好。

  在新片《印度暴徒》中,这位印度大明星饰演18世纪末年的江湖骗子弗朗基。此君留着棕色卷发,戴鼻环,两撇胡子微微上翘,目光里不时掠过一丝狡黠。他骑匹白色毛驴,游走在英国东印度公司与反抗殖民统治的“暴徒”之间,左右逢源。

  拍完《印度暴徒》后,朋友送给阿米尔·汗一部金庸名作《鹿鼎记》。读完小说,他发现了弗朗基与韦小宝的相似之处。“弗朗基不可信任,韦小宝也不可信任,不知道他们到底站在哪一边;韦小宝有七个妻子,弗朗基没有七个妻子,但也总是周旋在女人之间。”

  “这是一个你只想远远看的角色。从远处观看他非常有趣。但如果他真的是你朋友,那么你就麻烦了。”阿米尔·汗笑道,这部电影并非基于历史,“是一部娱乐片,为了让观众快乐”。

  中国观众更熟悉的阿米尔·汗,则是《三傻大闹宝莱坞》里冲击古板教育观念的兰彻,《摔跤吧!爸爸》中突破性别偏见的父亲马哈维亚。正因为他出演多部反映社会问题的电影,公众赋予他“印度良心”的称号。

  阿米尔·汗却直言,自己从未希望成为“印度良心”,拍摄诸多社会题材影片并非有意为之。“我选择电影的标准非常个人,就是故事打动我。‘良心’不是我选择一部电影的标准,我选择时没有考虑观众。”他坚持娱乐是电影的首要作用,在此基础上通过电影传达观念是额外的惊喜和幸运。

  阿米尔·汗相信,那些社会意义不是演员带来的,而来自剧本。倘若遇到好剧本,电影就具有影响民众、改变社会的巨大潜力。2006年,他主演的影片《芭萨提的颜色》就是例证。电影讲述了一群当代印度青年人从对社会问题无动于衷,到竭力揭开腐败真相的故事。

  片中最动人的一幕,乃是为督促政府公布真相,民众自发聚集在新德里的地标印度门烛光守夜,表达抗议。影片上映不久,“杰西卡·拉尔谋杀案”再度引发印度社会关注。1999年,模特拉尔因拒绝为高官之子侍酒而被其枪杀,案件审判七年,目击证人遭到收买甚至威胁。媒体报道引发成民众仿效影片中的方式,再次于印度门烛光守夜表达不满。很快,主犯被判终生监禁,然后又是漫长的司法过程。

  那些严肃或活泼的电影贯穿于阿米尔·汗的职业生涯。“我拍电影时会投入其中,专注于它。电影结束时我感到非常疲惫,觉得不能再工作了,这是我的最后一部电影。”那时,他会认为自己将不再工作。几个月后听到新故事时,他就不由自主地再次兴奋起来,“想要成为其中一部分”。

  《摔跤吧!爸爸》改编自真实故事,阿米尔·汗饰演的男主人公曾是印度摔跤冠军,因生活所迫放弃成为世界冠军的梦想,却意外在两个女儿身上发现了摔跤天赋。他不顾外界的眼光,最终将两个女儿培养成摔跤冠军。(资料图/图)

  在《印度暴徒》里,英国人雇用阿米尔·汗扮演的弗朗基潜入反抗组织“阿扎德”刺探情报。潜伏过程中,弗朗基逐渐被其领袖库达贝什感动。他开始思索活着究竟为了什么。

  在印度,库达贝什的饰演者阿米达普·巴强的影响力有如成龙在华语电影世界。巴强开始走红时,阿米尔·汗只有七八岁。“从我是个孩子的时候,就一直看他的电影,我一直是他的忠实粉丝。”他反复强调对这位老前辈的尊重。提到巴强时,他立刻坐得端正,表情相当认真。

  就在那段时间,少年阿米尔·汗从父亲塔希尔·侯赛因那里获得了对电影业的最初认识。侯赛因是位制片人,时常有人带着剧本上门拜访。阿米尔·汗安静地坐在一旁,听到一个又一个故事。

  塔希尔起初梦想成为演员,但囿于身材矮小,没人找他担任主演。后来他为当导演的哥哥纳西尔·侯赛因担任助理,终于明确了自己的定位——电影制片人。阿米尔·汗很小就在电影里扮演次要角色,那部作品便由伯伯自编自导兼制片。

  1970年代,侯赛因兄弟联手出品了包括《大篷车》在内的许多经典之作。但塔希尔的职业生涯可谓糟糕,耗费大量心血制作的影片令他负债累累。在儿子的注视下,塔希尔一度每天接到至少30通催债电话。因为欠了六个月的学费,阿米尔·汗和哥哥的名字曾经被挂在学校的公示牌上。

  塔希尔不希望儿子再涉足影视行业。不过,阿米尔·汗步入影坛后迅速取得巨大成功。因为在1988年的电影《冷暖人间》中扮演男主角拉兹,他获得1989年度“印度奥斯卡”印度电影观众奖的最佳新人。这个《罗密欧与朱丽叶》式的故事赢得了青年观众,在上映百天的庆功会上,疯狂的粉丝几乎撕碎了阿米尔·汗的衣服。

  值得一提的是,《冷暖人间》又是家族作业:编剧和制片人就是塔希尔,导演曼苏尔则是纳西尔之子,阿米尔·汗的堂兄。

  此后,阿米尔·汗一口气签下九部电影的片约。与印度演员动辄每年接下三四十项片约相比,这不算多,但他仍需要在两年时间内密集赶工,往往电影拍到一半就要转去赶拍另一部。因此,阿米尔·汗被冠以“单片影星”称号,他只有《冷暖人间》一部作品拿得出手。

  这段经历令阿米尔·汗后怕,从那时起给自己定下规矩:以后接戏必须剧本、导演和制片人都达到自己的标准。从1992年开始,他又减少片约,每年只接一两部电影。

  成为演员后,阿米尔·汗在某次活动第一次见到了巴强,尽管偶像“非常亲切,非常温和,非常友善”,他还是十分紧张。从影30年之际,他终于能与巴强合作。

  “我很高兴和他一起工作,我决定每次拍摄时都要与他在一起,用尽一切时间与他在一起。”阿米尔·汗愉快地回忆起,无论巴强坐在哪里,他都把椅子放在他身旁坐下,“我一直跟他说话,问关于他早期电影的故事,我很多朋友都是他的粉丝,也想听他的故事,听他们以前是如何制作电影的。”

  那时阿米尔·汗还没有拿到片酬。他希望先保证影片收回成本并让剧组工作人员拿到薪水,自己再获得相应的利润分成。

  这种特别的方式部分来自阿米尔·汗的童年遭遇。2010年,即塔希尔去世那年,他告诉媒体:“我从当演员第一天起就明白责任的意义,有一件事我永远不会做,就是拿别人的钱冒险。我的从业原则是,让所有参与我电影的人都能赚到钱。”

  第二年,阿米尔·汗买下了父亲制作的绝大部分电影,以表纪念,并作为礼物送给母亲。不过,在许多年里,他都不愿意担任制片人。

  真正令阿米尔·汗风靡中国的是电影《摔跤吧!爸爸》,以及他对工作惊人的热忱,诸如为贴合角色形象增重数十公斤,再减肥表演其年轻时的场景。

  第一次听到《摔跤吧!爸爸》的故事时,阿米尔·汗就被触动了。他认可电影传达的理念:“女孩应该被平等对待,她们与男孩之间没有区别。”但他又心存担忧,不愿饰演片中的父亲马哈维亚。

  “我当时看起来非常苗条,很瘦,像30、32岁。所以导演想让我扮演一个55岁的、白头发的胖老头时,我在想,也许我可以十年后再演。”阿米尔·汗向南方周末记者坦承,“我没有安全感,我很害怕。我害怕观众觉得我已经老了。”

  接到剧本时,阿米尔·汗刚刚演完《我的个神啊》,他饰演的外星人年轻、帅气、清瘦,丝毫看不出演员即将50岁了。44岁时,他还在《三傻大闹宝莱坞》中扮演了18岁的大学生。但《摔跤吧!爸爸》中的父亲,着实接近他的真实年龄。

  拒绝导演后,故事一直留在阿米尔·汗脑海中,他最终决定接受这种邋遢的形象。“我喜欢这个故事,我不想在乎其他,只想做我喜欢的事。一个好演员可以跨越年龄,扮演不同的角色,呈现不同的身体和不同的心态。”阿米尔·汗说,“我们所有人都会变老,这是生活的现实,没有必要害怕它。”

  马哈维亚成了阿米尔·汗在银幕上呈现的第一个中年父亲形象。专访前几个星期,他还扮演了一位祖父,“看起来更老,白头发,大肚子”。

  在同一部电影《摔跤吧爸爸》中,阿米尔·汗饰演的不同时期的主角外貌变化巨大,前者形象接近阿米尔汗的线岁的年轻人。(图/图片来源于网络)

  《摔跤吧!爸爸》意在传达性别平等观念,但父亲将自己的梦想强加于女儿的情节也引起争议。阿米尔·汗说,这是在还原真实的故事,而他不是传统的印度父亲,对三个孩子并不严厉。长子希望成为演员,曾在美国戏剧艺术学院学习。阿米尔·汗虽然目睹过父亲和同行们面临的竞争与压力,但他毫不犹豫地支持孩子的梦想。

  “我从来没有告诉我的孩子应该做什么,他们可以自由选择想做的事情。”阿米尔·汗说,“在《摔跤吧!爸爸》中,父亲和女儿之间的关系非常动人。这就是我想建立的关系,一种友谊。”

  电影《三傻大闹宝莱坞》中,法罕想成为一名野外摄影师,但父母无视他的兴趣,坚持认为工程师才是人生的唯一出路。该片导演拉吉库马尔·希拉尼曾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每个印度人从小到大都受到教育,只有工程师和医生两个职业才能赚钱,得到社会尊重。

  希拉尼拍摄《三傻大闹宝莱坞》,就希望反省传统的教育观念,告诉观众每个人都有不同天赋,不该以同一个标准去衡量所有人。塔希尔便是那种传统父亲,他希望阿米尔·汗成为工程师或医生。

  阿米尔·汗终究选择了自己喜欢的工作,但承认演员的艰难,“你必须为喜欢你的人做好工作,只有这样才能获得成功”。“我们一起完成她们的第一部电影,她们都非常有才华、聪明,太令人惊讶了。”在他眼中,《摔跤吧!爸爸》中那四位年轻女孩都非常出色,“我可以从她们身上学到很多东西,新的想法,看待事物的不同方式”。

  阿米尔·汗也希望回馈印度社会。在祖国,他时常被大众追问:“你的节目什么时候回来?”他们期盼的“节目”是《真相访谈》,那是“印度良心”称誉的另一个源头。

  《真相访谈》是由阿米尔·汗主持的一档电视节目,话题包括种姓制度、强奸、包办婚姻、儿童性侵及政治犯罪等困扰印度社会已久的积弊,有些更是世界性难题。

  2012年至2014年,《真相访谈》共播出三季。虽然这些问题时常出现于印度媒体,但这是第一次集中在这么大的平台上讨论,并采用多语种,在印度多地通过不同渠道播出,引发强烈的社会反响。

  在节目中,阿米尔·汗不仅通过调查、采访和数据等素材剖析社会议题,在每一集还邀请专家,共同探讨如何解决问题。2016年,他和妻子基兰·拉奥成立Paani基金会,运营团队由《真相访谈》的核心成员组成。“Paani”在印地语中是水的意思,他试图先解决家乡马哈拉施特拉邦的水危机以及干旱问题。

  印度农村缺水在《真相访谈》第一季中就被谈及。印度看似水资源丰富,其实受季节影响巨大。为保证大城市用水,管道在城乡间大规模架设。农民为修建大坝背井离乡,还要贡献劳力,但乡间供水问题依旧严重。尤其旱季,绝大多数地区只能靠水罐车维持供水,水资源稀缺还会诱发暴力行为。

  针对乡村现实,Paani基金会提出解决方案:充分回收、保存和利用降水,科学管理水资源。基金会与马哈拉施特拉邦政府达成了协作,但阿米尔·汗深知,依赖政府支持不能实现长远效用,应当调动村民参与,让他们自己学会流域管理的方法。

  为此,Paani基金会创办了“真相访谈杯”水资源管理比赛。他们邀请邦内三个干旱重灾区的村庄参赛,每村根据人口提名三至九人参加培训,基金会负责人前往当地教授参赛村民流域管理技术等课程。几年里,阿米尔·汗夫妇也与村民一同工作,挖水渠,教授方法,并在电影宣传活动中推广相关计划。

  培训结束后,村民选手开始为期45天的比赛。他们带领同村乡亲建设水土保持设施,制定水资源管理计划。基金会的项目协调员参与其中,提供必要的资金、技术等方面的支持。短短45天内,116个村庄的850名受训村民学到了实用技术。雨季来临时,他们与乡亲一道贮藏珍贵的水资源,并在旱季发挥作用,大部分村庄的缺水问题都得到了缓解。

  2018年4、5月间,“真相访谈杯”举行了第三届,规模已经是首届的数倍。它是“节目”的延续。

  “做《真相访谈》是因为我们想面对一些社会问题。这个问题的历史是什么?它怎样出现?社会影响是什么?个人方面是什么?法律方面是什么?所以我们试着理解,是否有人找到了解决方案?节目的目的是解决影响印度社会的一些问题,并试着看看我们是否能找到出路,改善自己,改善我们的处境。”尽管拒绝“印度良心”这类标签,谈及社会问题,阿米尔·汗依然滔滔不绝。

  “发现这些问题是痛苦的,它确实令你失望,有时候会让你生气、感到沮丧。但是改善自己的第一步是承认这些问题。”阿米尔·汗相信,诚实才能使社会变得更好。

  “作为演员,我从我的国家、印度人民那里得到了如此多的爱,我爱我的国家和人民。”阿米尔·汗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正如他在节目第一季时所言,“这档节目是我作为一名印度公民对祖国所尽的微薄义务。我想讨论一些关系印度民生的话题,无心激化矛盾,只为改变这个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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