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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和伊朗接近的最大原因是石油。”美国伊朗关系理事会（American-Iranian Council）主席、新泽西州拉特格斯大学中东问题教授胡山·阿米拉马迪（Hooshang Amirahmadi）对《华盛顿观察》周刊说，“短期而言，中国不会挑战美国的超级大国地位，但是20年后，中国对能源的渴求将是巨大的。那时，它将和美国角逐整个中东的主导权。简言之，未来50年中，哪个国家能控制伊朗、伊拉克和沙特三国，它就能控制全球的石油。”
在中国为自己打造的“能源版图”中，伊朗成为一块备受关注的热土。作为欧佩克第二大石油生产国，伊朗拥有占世界12%的石油储量和18%的天然气储量。而其约占世界石油总产量的5%，和储量相比之下，伊朗在石油生产上还有很大的增长空间。于是，日益密切的中伊贸易引来两国政治合作的联想。
“伊朗希望将中国作为其长期的战略伙伴，它正不惜一切机会向中国寻求这种可能。”美国杜克大学（Duke University）政治系访问学者杰里·洛山德尔（Jalil Roshandel）在接受《华盛顿观察》周刊采访时说，“但是，中国感觉到了来自美国的压力，因此在避免和伊朗发生某种形式的战略关系。在其外交日程中，中美战略关系无疑是比中伊关系重要得多。”
“中国和伊朗的关系已经发展了近20年，经历了两个阶段。”洛山德尔说，“在两伊战争期间，伊朗并没有将中国作为一个‘伙伴’，而是提供武器和资源的对象。在当时的冷战背景下，伊朗顾忌苏联和中国的意识形态色彩，没有与之过多的接触。但是两伊战争结束后，伊朗面临美国的禁运和经济制裁，逐渐转向东方，填补这个外交缺口。伊朗前总理穆萨维曾积极推动和亚洲国家――包括中国、印度和日本――的关系，试图用石油贸易换取伊朗的政治、经济利益。”
基于此，洛山德尔认为，中伊之间的两个外交阶段是有本质区别的。长远看，第一个外交阶段是临时的、过渡性的；20世纪90年代以来，两国才进入长期而有意义的第二个外交阶段。
即将在2006年出版“中伊关系”专著的乔治亚理工学院外交学院教授高龙江（Dr. John Garver）这样分析伊朗向中国走近的动因：“伊朗之所以选择中国作主要贸易伙伴，是因为中国在国际上有竞争优势。相比于法、德、英这些欧盟国家，中国的工业产品价格更加低廉；进而，中伊贸易额的扩大，为伊朗在服务行业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提供了可能。”
更重要的是，中国在国际舞台一向奉行经济关系独立于政治，不在贸易往来中掺杂政治问题。”高龙江在美国著名研究机构伍德罗--威尔逊国际中心(Woodrow Wilson Center) 7月14日举行的“中伊关系”研讨会上说，“美国和欧盟总是用人权、核武器扩散等政治议题‘敲打’伊朗，动辄使用经济制裁。比如，在两伊战争期间，美、英、德、法等国就出于政治考虑撤出了伊朗市场，将绝好的贸易机会留给中国。战争结束后，双边的贸易额增长也相对缓慢，1991年只有2%，2003年不足8%。”
如此语境之下，中国从伊朗获得了大量的订单。高龙江的研究揭示：中伊之间的经济合作项目遍布于伊朗各个重要的经济部门，如汽车、住房、采矿、糖业、渔业等；另一边，中国则从伊朗进口石油、原油和矿产资源，如铜、锌、铅、大理石等等。其中，石油进口占到80%，矿产资源占14%。
“相应地，中国能从与伊朗的贸易关系中得到双重利益。”与其他学者不同，高龙江除了看到中国在伊朗能得到的能源之外，还剖析了更深层的原因：“首先，当中国对外敞开国门时，其轻工业产业积极吸引外资，但是中国几十年建立起来的强大的重工业和一些高技术产业却需要向外寻找市场。于是，巴基斯坦、孟加拉、缅甸、伊朗就成为其重要出口地。其次，这才是中国对石油的渴求。尤其是90年代以后，中国不仅仅是经济发展的需要，也是战略需要，如在台海问题上的军事储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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