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编： 以相对简洁的方式勾勒出我国实证范式的演进主线，并对中西实证范式的脉络背景进行概略性比较，从而增进对我国教育实证研究范式的共识性理解
以相对简洁的方式勾勒出我国实证范式的演进主线，并对中西实证范式的脉络背景进行概略性比较，从而增进对我国教育实证研究范式的共识性理解。
内容提要：以相对简洁的方式勾勒出我国实证范式的演进主线，并对中西实证范式的脉络背景进行概略性比较，从而增进对我国教育实证研究范式的共识性理解。我国实证范式在历经了朴学的萌芽、严复的引介、王国维的融合沟通等重要阶段之后，逐渐衍化出以下两大有别于西方实证范式的鲜明本土特征：第一，我国的实证范式并不盲目地拒斥形而上学，而是对其采取温和友善的态度，努力与其和而不同；第二，我国的实证范式更多地承载着引介科学方法、普及科学精神的特殊内涵。实证范式分为如下三大结构类型：(1)描述性事实研究(客观事实研究)；(2)归纳性规律研究(理论建构研究)；(3)演绎性验证研究(理论验证研究)。当前在我国的教育研究中存在着实证范式研究数量匮乏与实证范式结构类型单一的问题。对此，首先，需要进一步加大实证范式在解决教育实践问题中的应用力度；其次，需要克服实证范式的武断虚妄与自我中心倾向，各种范式间应当相互尊重，加强相互间的理解与沟通。
标题注释：本文系全国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2018年度国家一般课题“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教育学术影响力的大数据实证研究”(项目批准号：BGA180054)的系列成果之一。
“范式(paradigm)”主要是指“一个特定共同体的成员所共有的信念、价值、技术等等构成的整体”[1]。科学哲学史家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曾论证指出，人类的学术研究活动之中广泛存在着范式现象，这一论断也同样适用于教育研究领域。长期以来，教育研究活动中一直存在着范式现象与范式之争。
“实证范式”一词可谓当下我国教育研究界最为饱受争议的焦点话题之一。对于实证范式的态度，主要存在着两种不同的倾向，一种倾向是把实证范式“神圣化”并予以顶礼膜拜，毫无疑问，这种倾向是危险的；另一种倾向是把实证范式“妖魔化”并对其不屑一顾，毋庸置疑，这种倾向也是武断的。总之，每每论及实证范式，拥护者总是表现出一种过分乐观的欢欣鼓舞，而反对者则总是流露出一种过度悲观的忧心忡忡。
那么，对于实证范式问题究竟该如何予以系统的理解？借用英国方法论哲学家彼得·温奇的话来说：“这样的一种理解(抑或任何一种理解)是如何成为可能的？”[2]对于此问题的回应，之前很多研究主要是从横剖面的角度对实证范式问题进行了阐述与分析，本研究则侧重从历史发展渊源的角度对实证范式进行纵向梳理。当然，由于篇幅所限，本文只能以相对简洁的方式勾勒出实证范式的演进主线，并对中西实证范式的脉络背景进行概略比较，目的在于抛砖引玉，从而增进学界对实证范式的进一步共识性理解。
我国的实证范式最早可追溯至清代的朴学——又称乾嘉学派，这可以看作是我国实证范式的奠基与萌芽阶段。朴学是清代最具有代表性的学术流派，发轫于明末清初，在清代乾隆、嘉庆两朝达到鼎盛，故朴学又称乾嘉学派。[3]朴学是以对中国古代社会历史各个方面的考据为主要治学方法的学术思潮，这种学术思潮倡导朴实简洁，强调“‘实事求是’、‘博瞻贯通’、‘无征不信’。无论是治经，或是研史，都注重证据”[4]。
朴学最初是以研究经史而起家，但它的治学理念与方法论内涵对于扭转当时不务实的主观臆断式的不良学风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在朴学的影响下，“注重证据”、“无征不信”的方法论意识开始传播并逐渐成为学界共识，这也为日后学术界进一步系统地引介与接纳舶来的实证范式打下了良好的根基。从这个角度来说，朴学对于我国实证方法论具有重要的奠基意义，它播下了“重证据”、“反空谈”的方法论种子，为日后实证范式在我国的落地生根与成长发展做好了准备。因此，“它不单纯是乾嘉学派的治学特征和考据方法，更重要的还是一种学术理念，应当属于理论与方法论的范畴”[5]。更进一步讲，“这种方法体现了一种实证的精神，它在本质上与近代实证科学方法彼此一致”。[6]由此可见，朴学无疑是我国实证脉络中不可忽视的重要萌芽阶段。
由于学科壁垒的缘故，我国对朴学的研究主要是一些专业的历史学者，而其他学科领域——包括教育学科在内的我国社会科学界长期以来对朴学的方法论意义则有所忽视，使得这一段方法论学术史似乎成为了“被遗忘的时光”。笔者在此论及朴学，把朴学置于实证范式的缘起框架内予以讨论，也是希冀通过抛砖引玉，从而引起包括教育学科在内的社会科学界对朴学作为我国实证范式学术根脉的进一步关注与理解。
朴学尽管具有了一定的“实证”方法论意识，主张“实事求是”，强调“无征不信”，但它所谓的“证据”主要是指经史古训，而并非经验事实。换言之，它仅仅将自身严格限定于在传统的典籍框架内(经史古训中)寻求问题的解决方案。这种僵化的方法论范式最终演变为极端的“独尊”儒学经史的做法。在内容方面，以程颐、朱熹为代表的“程朱理学”和以陆九渊、王阳明为代表的“陆王心学”则共同构成了这种儒学经史的解释框架。对任何现实问题的解答都必须诉诸严格的儒学经史框架方可具有合法性，绝对不能逾越雷池半步。毋庸置疑，这种极端的方法论范式最终背离了正统实证范式中要求诉诸经验事实的理想与旨趣，逐渐变得越来越远离实际，在解决现实问题方面也越来越多地暴露出自身的苍白无力。
清末民初，正值社会大变革时期，研究解决各种社会问题具有空前的紧迫性。在这种时代背景中，“传统方法论思想固然不乏值得珍视的内核，但相对而言，由于缺乏实验科学的基础，它往往带有朴素的性质，并存在多方面的局限”[7]。为了突破朴学仅仅在经史古训的框架中寻求解答方案的局限，提升社会现实问题解决的有效性，则有必要寻求更为科学、更为切合实际的方法论范式，而这一开创性工作最终由严复作为先行者而担当起来。
全国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2018年度国家一般课题“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教育学术影响力的大数据实证研究”(项目批准号：BGA180054)的系列成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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