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编： 要把教育优先发展作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首要战略重点推进；加大力度发展精英型高水平大学；加大力度推进大众化普及性高等教育的实践性应用型转型；加速推进高等教育与地区经济发展的协同
要把教育优先发展作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首要战略重点推进；加大力度发展精英型高水平大学；加大力度推进大众化普及性高等教育的实践性应用型转型；加速推进高等教育与地区经济发展的协同。
作者简介：杜育红，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育经济研究所所长/首都教育经济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赵冉，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育经济研究所博士生。北京 100875
内容提要：教育和人力资本是保持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源泉。从教育与劳动力、物质资本和技术进步的关系入手，分析教育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机制，并推导出教育作为要素积累、效率提升和资本互补的三项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教育人力资本既可以作为“要素积累”直接作用于产出，也可以通过“效率提升”间接促进经济增长；不同层次教育人力资本作用于经济增长的方式不同；教育人力资本还通过与物质资本的互补效应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为此，要把教育优先发展作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首要战略重点推进；加大力度发展精英型高水平大学；加大力度推进大众化普及性高等教育的实践性应用型转型；加速推进高等教育与地区经济发展的协同。
标题注释：本文系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教育与经济发展关系及贡献研究”(项目编号：15JZD040)的研究成果。
教育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是经济学家一直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经济年均GDP增长率在9%以上，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达到30%，中国用40年的时间实现了许多国家上百年，甚至是几百年才实现的飞跃。探讨中国40年经济快速增长过程中教育与人力资本的作用，有助于在更可见的时间范围内，看清教育与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作用。
当前，中国正在推进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核心其实就是教育与人力资本的提升。因为我们有什么样的人，决定了我们有什么样的技术以及会拥有什么样的技术生产者，进而决定了我们能够生产出什么样的产品和提供什么样的服务。
教育与人力资本是现代经济增长的核心。正在经历经济的转型与升级的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需要什么样的教育与人力资本来支撑，大众化的教育与精英化的教育作用于经济增长的机制是什么，新时代教育与人力资本政策重点应当是什么，都需要进一步深入分析。
本文将针对这些问题，探讨教育与人力资本作用于经济增长的机制，进而提出新时代促进中国经济转型与升级的教育与人力资本政策建议。
古典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亚当·斯密等都讨论过教育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认为教育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现代经济学最早研究教育对经济增长作用的是诺贝尔奖获得者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他在20世纪60年代依据人力资本理论，计算了美国1929-1957年经济增长中教育的贡献是33%。[1]舒尔茨的研究重新开启了人们对教育与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中作用与贡献的研究。人力资本理论提出后，由于教育是人力资本投资的最主要形式，对教育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越来越多。但实际上在经典的增长模型中并不能直接看到教育变量的作用。一般来说，经济增长的投入要素主要包括资本、劳动、技术，以及一些与企业家精神、管理、制度相关的因素。因此，探讨教育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往往要通过教育与资本、教育与劳动、教育与技术，甚至是教育与制度、教育与管理的关系来考察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经济增长最简单的逻辑就是资本投入的增加带来产出的增长，劳动投入的增加也带来产出的增长。技术的进步不仅能提高生产效率，还能创造出新产品新产业。教育与这三者的关系都非常密切，劳动力的数量与质量都与教育关系密切，技术的进步一定是高水平的专业人员努力工作的结果。即使是资本，也与高技能劳动力存在着很强的互补关系，资本实际上是跟着人在走，没有丰富的人力资本储备，一个地区很难吸引到好的投资。回顾教育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其核心关注主要在于以下几方面。
第一，教育人力资本促进经济增长的增量效应与存量效应。在总量生产函数中，经济产出是资本和劳动力(而非人力资本)的直接函数。早期的舒尔茨、丹尼森等一批学者的研究主要着眼于教育对劳动力质量提升的作用。劳动力技能的提升会提高劳动生产率，相当于增加了劳动力的投入。正是基于这一点，早期一些学者的实证研究试图解释索洛残差来源于教育水平提升导致的劳动力质量提升。索洛—斯旺(Solow-Swan)的新古典增长模型是人力资本理论提出的重要基础，这一模型提出的著名“稻田条件”帮助经济学家找到了经济增长稳态点，但也推导出了无法长期可持续增长的悲观结论。卢卡斯(Lucas)提出的人力资本模型解决了经济长期可持续增长的问题，他认为产出由人力资本积累(人力资本增值)决定，将人力资本作为一个独立要素纳入科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当中，认为专业化的人力资本积累(人力资本增值)是促进经济持续增长的决定因素，进而各国产出增长率的差异是由人力资本积累速度不同造成的，教育人力资本遵循“要素积累”的作用路径。[2]
然而，本哈比和斯皮尔斯以及伊斯拉姆和普里切特的实证研究却表明人力资本的变化并不能很好地解释跨国增长率的差异，人力资本直接解释产出的作用并不显著。[3]恩格尔布雷希特的研究发现无论是教育存量还是教育增量都对OECD国家的经济增长存在显著的积极影响。[4]对于这一矛盾，克鲁格和林达尔给出了一种解释，他们指出教育存量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与样本选择密切相关，并发现在教育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人力资本存量的增长效应表现显著，而在教育水平较高的国家表现并不显著。[5]针对中国的研究中，张传国和庄礼焕检验了不同层次教育增量的“要素积累”作用，[6]驰同时检验了教育存量和教育增量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却忽视了教育的异质性。[7]从已有研究看，从要素投入的角度分析教育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增量效应与存量效应是一个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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