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编： 韦普尔斯阅读研究的产生是各方合力共同作用的结果
韦普尔斯阅读研究的产生是各方合力共同作用的结果。本章就是对韦普尔斯阅读研究的形成背景进行分析，通过查阅和梳理收集到的相关资料，了解和掌握韦普尔斯从事阅读研究的原因，这对于全面领会韦普尔斯的阅读研究理念和成果、客观评价韦普尔斯在图书馆学阅读研究方面的得失意义深远。
1893年3月3日，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费城(Philadelphia,Pennsylvania,USA)，鲁弗斯·韦普尔斯(RufusWaples,1859-1940)和克里斯汀·韦普尔斯(ChristineWaples,1857-1898)生下了他们唯一的儿子道格拉斯·韦普尔斯。1894年，出生后不久韦普尔斯就跟随患有结核病的母亲在多个地方度过幼年时代。1898年，母亲去世后韦普尔斯跟随父亲回到韦恩(Wayne)一起生活，得以继续念书。
1904年，韦普尔斯进入哈弗福德中学(HaverfordSchool)，从小喜欢阅读，擅于英语、拉丁语、希腊语等多种语言，他还经常旅游、野营、探险、参加运动会。丰富多彩的早期生活，为韦普尔斯日后广泛的浓厚兴趣、专业爱好奠定了基础。之后就读于哈弗福德学院(HaverfordCollege)，在此期间他热衷于管弦乐演奏，经常在木管五重奏中演奏巴松管。1914年，他以优异的学习成绩毕业获得学士学位，并被选人全美大学优秀生联谊会，还于同年获得一次文学奖、被选入1914年美国奥林匹克代表队。在1914年和1915年的夏天，韦普尔斯帮助友人在宾夕法尼亚州的波科诺湖(PoconoLake,Pennsylvania)举办了夏令营活动，在那里结识了许多贵格会社团的教徒并遇到了其第一任妻子埃利诺·卡里(EleanorCarry)。
在哈弗福德学院获得硕士学位后，韦普尔斯在美国马里兰州巴尔的摩(Baltimore,Maryland,USA)吉尔曼学校(GilmanSchool)教了两年英语和体育。然后他搬到了马萨诸塞州的剑桥(Cambridge,Massachusetts)，并于1917年从哈佛大学(HarvardUniversity)获得了文学硕士学位，这是他的第二个硕士学位。然后与新婚妻子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利用贵格教徒“朋友服务委员会海外服务计划”的机会前往欧洲进行国际交流，在国外生活了两年，并完成了伦敦大学(UniversityofLondon)一年期的教育心理学课程。1919年回国定居费城，于1920年以论文“教育兴趣综合研究的方法”从宾夕法尼亚大学(UniversityofPennsylvania)毕业获得教育心理学哲学博士学位。
韦普尔斯的第一个高校职位是位于马萨诸塞州波士顿(Boston,Massachusetts)的塔夫斯大学(TuftsUniversity)，1920年起，他在该校担任心理教育副教授，他一边执教，一边在哈佛学习。随后，他的第一个孩子降生，从此他的事业和家庭都发生转折，揭开了新的一页。1923年韦普尔斯应邀去宾夕法尼亚州的匹兹堡大学(UniversityofPittsburgh)讲课，同时身兼讲师、院长助理和助教三个职位。在此期间，韦普尔斯受到了他的同事、课程设置和成人教育研究的权威韦雷特·查斯特(WerrettCharters)的深刻影响，以至于后来在1925年查斯特加入芝加哥大学教育系时，韦普尔斯也举家迁了过去，作为副手协助查斯特领导的研究项目“联邦师资培训研究”，该项目采用了行为分析方法，直到1929年才结束。
20世纪20年代，韦普尔斯的学术研究主要集中在中学课程评价、教学方法和管理方面，他在这方面的主要着作有《高中教学程序》(ProceduresinHigh-SchoolTeaching,1926)和《英联邦教师培训研究》(TheCommonwealthTeacher-TrainingStudy,1929)。他和他的合作者致力于激发读者对方法论的兴趣及探究的严谨性，1930年合着了一本研究方法运用的教师用书。韦普尔斯所受到教育学思维训练，为他转向图书馆学以及大众传媒研究打下跨学科研究的基础，对后来规划GLS的研究蓝图时也产生影响。
1928年，由于他旺盛的工作精力和敏锐的头脑，韦普尔斯被教育系的另一位同事、新任图书馆研究生院院长乔治·沃克斯(GeorgeWorks,1877-1957)相中，成为GLS最初的四个教授之一。韦普尔斯在GLS主要讲授研究方法课程，除此之外还讲授图书馆与成人教育、成人学习、外国的图书发行方法等相关课程。1928至1942年的十四年间，韦普尔斯一直在芝加哥大学图书馆学研究生院执教。他作为教育方法论和教育研究专家，跻身于图书馆学教育工作者的行列。在30年代期间，韦普尔斯还经常去欧洲各国考察，参加国际研究会议。
1942年12月，韦普尔斯离开GLS加入美国军队，军衔少校，主要在五角大楼研究和指导心理战和宣传战，由于国际传播在当时是新兴领域，因而他也是战时新闻局(OfficeofWarInformation)的顾问。早期在欧洲参加“朋友服务委员会”时，韦普尔斯学到了很多关于外语培训、学习和评估、国家情报、宣传研究和国际关系等主题的知识，他对阅读作为一种社会政治实践的兴趣在战争背景下产生了共鸣。1944年，韦普尔斯被任命为法国巴黎战略服务出版处(ParisStrategicServicesPublishingOffice,France)的负责人。1945年欧洲战争胜利后，韦普尔斯和他的工作人员被转移到德国，供职于纽伦堡盟国远征军最高统帅部信息控制处(InformationControlDivisionofSHAEF)，为德国杂志和书籍的出版建立了功能性基础设施，在那里生活直到1948年底。战争中的国际传播工作给韦普尔斯带来了巨大的声誉，以至于后来他被图书馆学与传播学几乎遗忘之后，战时工作成为他在人们心目中少数仅存的记忆。
1947年他与第一任妻子离婚，并于同年10月与第二任妻子多萝西·布雷克(DorothyBlake)结婚。在他们的余生中，韦普尔斯和多萝西似乎一直享有一种深厚的伙伴关系，这种伙伴关系遍及他们生活的各个方面--学术、职业和社交，韦普尔斯描述其为“在工作和娱乐方面非常相称”的合伙人。
1948年12月，二战后，韦普尔斯退役重返GLS工作，芝加哥大学再次任命他为研究生图书馆学院的教授。短暂的继续接任教授后，于1950年离开GLS，成为芝加哥大学跨学科交流委员会(CommitteeinCommunication)的成员，并在1951年担任了芝加哥大学交流委员会主席直到退休，该委员会是一个支持跨学科研究生工作和传播理论与实践研究项目的学术部门，在委员会工作期间，他潜心于公共思想交流的研究。
1958年，韦普尔斯退休，搬到威斯康星州的华盛顿岛(WashingtonIsland,Wisconsin)生活。退休后他依然对研究工作充满热情，获得富布赖特(Fulbright)奖后，立即去印度、秘鲁从事考察、研究，重点探索公共思想交流问题，希望了解这些国家及类似国家高文盲率来源、阅读和学习机会分配不均等问题，调查结果发表在各种基金专着和学术书籍中。他致力于发展一种有效的国际交流理论，可以适用于美国、印度和秘鲁等不同国家和文化。1960年，一场突发的中风严重损坏了他的健康，罹患表达性失语症，身体素质不断下降，被迫中断了研究工作。此后，他一直瘫痪在床，直至1978年4月25日去世，享年85岁。
由此，可以发现，韦普尔斯阅读研究的形成和他充实的求学生活与丰富的工作经历密不可分：对多种学科的学习培养了他独立思考的能力，同时也帮助他树立并掌握了正确的社会科学观与社会科学方法论；长期驻扎于图书馆事业、阅读研究前线的工作经历又进一步深化了他对阅读研究理念的认识、检验并发展了他进行阅读研究的基本方法与准则，培养了超越图书馆之外的学术视野。
自第一批欧洲移民踏上这块今日属于美国的土地以来，读书就被视为一种美德，得到公共和私人慈善机构的支持。20世纪的前十年里，几百万欧洲未受教育的移民来到美国又一次激发了普及文化和扫盲工作的开展。教育家们、图书馆员、出版商及政府官员们把注意力转移到调查人们阅读些什么。钢铁大王安德鲁·卡内基(AndrewCarnegie,1835-1919)认为人人读好书，那么人人都会富有，于1901年拿出四亿美元的巨款创立了基金会资助图书馆。1902年，约翰·洛克菲勒(JohnD.Rockefeller,1839-1937)建立了普通教育委员会基金会，其动机与卡内基相似，目的是资助贫困的黑人接受教育。洛克菲勒明确地认为阅读和教育会减少美国黑人贫困和蒙受合法的耻辱所带来的不利影响。再加上第一次世界大战、妇女解放、经济繁荣、工会运动的发展，以及由于工资上涨和工作时间缩短而增加的闲暇时间，这些因素都促使成人教育的开展。
成人教育运动在促进阅读研究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图书馆在成人教育运动中起着主导作用，图书馆不仅为其他机构提供阅读材料，自身也开展教育服务。图书馆成人教育运动的中心是读者咨询服务，为感兴趣的读者提供有目的的阅读计划，强调了解读者需求与图书馆资料之间关系的重要性。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图书馆成人教育运动使传统上以图书为导向的图书馆员更加意识到这种图书与读者的关系，并且更加关心图书馆的普通读者。美国图书馆协会和成人教育协会都为阅读研究发展做出了不懈的努力，这两种职业的成员都越来越相信，只有那些已经拥有良好阅读习惯或正在被帮助培养阅读习惯的成年人，才有可能获得成功的成人教育。因此，这种成人教育运动直接和间接地影响着图书馆员对阅读习惯的研究。
如上所述，图书馆员的阅读研究得益于它与成人教育的联系，成人教育运动影响了阅读研究的产生、分布和利用，成人教育观念甚至影响了图书馆员解读阅读研究的方式。阅读调查的大部分财政支持来自卡内基公司，它把公共图书馆看成是美国主要的成人教育机构之一，因此愿意资助与它在这个领域的活动有关的研究。1928年，韦普尔斯也向委员会申请了研究资金开始了其“阅读兴趣”的调查计划，以及后来一系列的阅读调研也大都受益于这项资金支持。
1929年至1933年，由美国开始后来波及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一场非常严重的经济危机--大萧条(TheGreatDepression)。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TheSocialScienceResearchCouncilsCommittee)指出，大萧条“就像社会中掉落的一颗炸弹一样，所有主要的社会机构，如政府、家庭、教会和学校显然都深受影响，几乎没有任何类型的人类活动不受影响”。
大萧条带来的一个变化就是公共图书馆的使用率增加。许多人，尤其是失业人士，他们多出闲暇时间，来到图书馆，目的是学习新的工作技能，了解经济危机发生的原因，或者是为了摆脱街头的混乱和噪音，因此，借书公众和图书流通数量都大幅度增长。经济大萧条让图书馆员更加意识到社区的需求，更愿意帮助他们分析和解决问题，同时也意识到应该为没有公共图书馆的三分之一人口提供服务。但是尽管使用率增加，政府在大萧条期间对公共图书馆的资助却减少了。社会优先次序的重新排列、资金短缺以及公众和政府对消除非必要服务的需求，使得图书馆界迫切需要证明图书馆在极大地造福社会。
图书馆员感到，在这个社会问题复杂、失业现象普遍的时期，公共启蒙需要图书馆。许多研究阅读的科学家，尤其是韦普尔斯认为，如果阅读能够有效地帮助美国人做出明智的决定，抵制极权主义宣传的诱惑，那么研究人们阅读什么、为什么阅读以及阅读有什么影响是非常必要的。因此，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为了解这次经济萧条对社会的影响，共资助了十三项研究，韦普尔斯就负责其中一项对萧条时期社会阅读情况的研究，如果下一次大萧条来临，这样的记录将成为了解读者心理和指导读者活动的一个重要服务手册。
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以报刊、电报、广播和电影为代表的大众传播在人类历史上出现并获得快速发展。在这些传播媒介中，最为普遍的就是报刊。报刊可以作为商品，也可以作为政治宣传品。19世纪中叶，美国、英国等国家的多数报纸，每份报纸的价格便宜到只是本国货币的最小单位。后来更是在大萧条的影响下，很多家庭没有能力订阅几份不同用途的杂志，就只好订阅多用途合一的杂志，例如发行量最大的月刊《读者文摘》，韦普尔斯后来在研究“阅读兴趣”制作调查问卷时就是以这本刊物为主。当报刊面向下层公众之时，它们开始最大限度地争取公众，以赢利为主要目的。于是，印刷品数量大幅度增加，人们对阅读的兴趣也越来越浓。由此伴随着出版方面的重要革新、阅读人群的变化以及非图书馆机构为印刷品发行而开展的新活动，大众传播在日常社会中显示出的神奇力量也促使来自不同学科领域的学者对共同的传播现象作出研究。
韦普尔斯也意识到了这些重要的变化，他的大量研究成果发表的时期正是大众传播快速发展的时代。他对报纸等印刷品进行了大量的研究，然后在后期又将研究扩展到了广播和电影上。按照伯纳德·贝雷尔森的说法，“他致力于将图书馆的努力方向从目录引导到传播（或交流）上来，从寂静的房间引导到喧嚣的世界”。
图书馆学的产生可以追溯到19世纪初，但无论是马丁·施莱廷格(MartinSchrettinger,1772-1851)还是麦维尔·杜威(MelvilDewey,1851-1931)，都只是致力于图书馆工作的实用技术与职业培训。在20世纪初期，图书馆界开始形成一些可行的、标准化的组织运作技术和模式（例如，杜威分类系统、编目规则），因而图书馆开始有精力关注到其他事项上。再加上美国社会图书馆数量逐渐增多、对研究生教育发展的重视以及对社会状况日益增长的专业关注，许多因素加在一起导致了图书馆学的研究工作在数量、质量和范围上都迅速增加。因此，随着对研究的渴望，以及对图书馆事业性质和重点认识的不断深化，人们越来越相信图书馆应该更多地参与社会进程，这些趋势汇聚成一种对图书馆与社会关系科学分析的愿望。图书馆学越来越主动地与其他各种学科和专业进行联系，不仅要熟悉它们的方法，而且要熟悉它们的实质性知识。在此之前，图书馆员一般不会将图书馆视为社会机构，而是将其视为孤立的实体，图书馆行业也是根据自己的内部标准而不是社会功能进行评估。
在20世纪20年代末和30年代，在图书馆行业工作的人们开展了关于阅读的科学研究运动，它是图书馆事业发生变化的一个组成部分，而科学地研究图书馆事业又是更普遍的运动的一部分。路易斯·威尔逊描述了这一总体运动：“在图书馆事业史上，图书馆员和研究图书馆问题的学生几乎第一次，为了更全面地理解图书馆活动，更有效地适应社会变化带来的新情况，他们承诺深入研究图书馆问题，并将研究结果报告给专业人士”。这是由于图书馆事业的内部发展、其他学科和专业成功采用社会科学方法的模仿以及整个社会的发展所致。在图书馆事业内部，一些人意识到，该领域现在可以致力于发展图书馆事业，将其作为一个专业，作为一个知识分支，甚至作为一门科学。为了响应对客观调查的新兴趣，美国图书馆协会于1932年成立了图书馆学研究常设委员会。委员会的早期工作得到了芝加哥大学研究生图书馆学院的老师们的大力协助。图书馆学校现在鼓励教师进行研究，一些图书馆教师与各种专业教育机构和基金会联合起来开展研究。韦普尔斯也加入到这一阅读研究运动中，并逐渐成为一名领导者。
图书馆学芝加哥学派是指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至六十年代期间以芝加哥大学图书馆学院的教授为骨干形成的图书馆学流派。主要代表人物有韦普尔斯、伯纳德·贝雷尔森和皮尔斯·巴特勒等。
1916年一份由经济学教授阿尔文·约翰逊(AlvinS.Johnson,1874-1971)主持的关于卡内基集团资助图书馆的一项调查报告，提出了图书馆人员的素质问题以及切实改善美国图书馆教育现状的建议。卡内基集团非常重视这份报告，在1918年委托查尔斯·威廉姆森(CharlesC.Williamson,1877-1965)对美国图书馆学教育现状着手调查。威廉姆在1921年向卡内基集团提出了研究报告，并在1923年公布了这份经过修改以后的“威廉姆森报告”。1922-1923年威廉·雷诺德(WilliamS.Learned,1876-1950)受命调查卡内基图书馆，雷诺德在其报告中建议卡内基公司加强对图书馆人才培养的支持。
基于上述几次调查，应卡内基集团的要求，作为专业团体的美国图书馆协会(theAmericanLibraryAssociation,简称ALA)开始对图书馆学校的改革问题进行研究。1923年ALA建立了图书馆学教育分会(BoardofEducationforLibrarianship,简称BEL)，协助卡内基公司开始实施“图书馆服务十年计划”，准备筹建一所高水平图书馆学研究生院以促进图书馆高级人才的培养--这就是后来的GLS。
1927年7月GLS首任院长乔治·沃克斯(GeorgeWorks,1877-1957)正式上任，1928年10月，GLS在芝加哥大学正式开学。由于GLS大量采用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鲜明特色，人们也常以“芝加哥学派”称之。该校师生致力于发展具有高度理性的图书馆学知识体系，首任教师包括：詹姆斯·汉森(JamesHansen,1864-1943)，主要负责目录学、分类和编目教学与研究；哈里特·贺维(HarrietHowe,1881-1965)，主要负责为其他图书馆员教育机构培养师资；韦普尔斯，讲授研究方法；皮尔斯·巴特勒，讲授印刷史课程；后又引进威廉·兰德尔(WilliamRandall,1899-1984)。这些教师的教育背景主要来自教育学等其他人文社会科学，他们在其他领域都有成就。因此，他们充当了外部学科发展和图书馆事业之间的桥梁，并成为图书馆理论、图书馆学和阅读科学研究发展的领导者。
GLS的课程与以往不同，试图把图书馆的问题与学术领域或相关的领域结合起来。GLS从建立以来，主要的研究工作就是阅读，另外还涉及编目和分类、图书馆教育、图书和图书馆的历史，以及图书馆有效管理所必需的课程。GLS以科学作为目标，坚持从各种社会科学中获取学术资源，把图书馆作为一个社会机构来研究，是图书馆学新研究范式的代表。芝加哥学派的出现对图书馆学理论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引导作用，形成了一种新的研究规范，对后来的美国乃至世界的图书馆学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韦普尔斯几乎整个学术生涯都是在芝加哥大学度过，他在20世纪20年代末来到芝加哥，当时正值社会、知识分子和政治剧烈动荡时期。韦普尔斯在GLS处于重要地位，是首屈一指的代表人物。他能够利用他的能力，激励和协调一个长期计划，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在什么时间以及采用何种方法研究阅读的哪个领域，他指导了许多博士生的选题和研究。
在20世纪初至20年代早期，图书馆员和其他感兴趣的研究者对阅读的研究相对粗糙。20年代后期，随着社会科学的普遍发展和大众阅读的扩展，图书馆员对阅读研究的兴趣以及客观调查逐渐增加，研究者们对更客观、更完整的研究越来越感兴趣。通过阅读文献，可以发现，20世纪初到30年代前的阅读研究具有以下特色：
在研究对象上，以图书馆内部读者活动的研究为主。之后，随着图书馆学社会学派的出现，研究视角跳出了图书馆，开始关注整个社会大众。
研究方法以对流通数据进行分析为主。对图书馆员来说，以杜威十进分类号为基础将其划分为广泛的学科领域，区分小说和非小说，按成人和儿童的材料，以及按负责流通的图书馆的分支或部门来分析馆藏流通情况，简单地依靠自己的主观观察并陈述自己的观点。
在研究视角上，以宣传阅读的作用为主。这一时期的主流意识形态是传统图书馆信仰“善”书的改良力量，这是一种意识形态，而不是一个科学知识体系，主导着图书馆员对阅读兴趣、阅读动机和阅读的影响。
研究内容上，质量差异很大。对这一时期成年人的研究产生了一些发现，包括读者的阅读兴趣、阅读行为，阅读的数量、材料的内容、材料的物理来源，对阅读的个人（如心理，教育）或社会影响的研究几乎是不存在的。
正如已经指出的，在20世纪30年代以前，图书馆员和其他感兴趣的研究者对阅读的研究并不完善，在方法论和观念上还存在一定的缺陷。韦普尔斯也驳斥了早期的工作，他和他的同事们认为早期的工作几乎没有什么价值，因为没有一项工作是必不可少的。因此，在20世纪30年代，主要由于成人教育运动的发展，人们对更客观、更完整的研究越来越感兴趣。
小结：本章致力于探究影响韦普尔斯开展阅读研究的因素。通过上述分析可知，韦普尔斯的自身志趣、时代背景以及学术环境对他阅读研究的影响是不可估量的，在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韦普尔斯逐渐从一个教育工作者转变为一个阅读研究者，并发展成为一代大师，形成了大量的学术成果。30年代是美国发生巨大变化的年代，伴随着这个大变革的时代，对美国社会及其发展规划的研究和讨论日益增多。而韦普尔斯身处大规模的社会变革和传统的以实践经验为基础的研究向现代科学研究转型的学术环境中，致使其阅读研究带有明显的时代色彩。
阅读，是人类所特有的一种社会活动，是人类认识世界，从而改造世界的重要手段，是社会个体获取信息、接受教育、发展智力的基本途径，在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有助于增进社会的文明程度和提升文化品质。2006年，我国提出开展“全民阅读”活动之后，相关机构进行了大量阅读推广工作并取得成效。第十五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表明，从2012年到2017年，成年国民的综合阅读率已由76.3%上升到80.3%、数字化阅读率从40.3%上升到73.0%、10.2%的成年国民年均阅读的纸质图书达到10本及以上，民众阅读素养有很大程度提升。但是，纵观我国公众的实际阅读情况，仍然存在很多问题，例如我国成年国民网上活动行为中，阅读书籍报刊行为的占比偏低；我国城乡居民不同介质阅读率和阅读量均存在明显差异；近四成的成年国民认为自己的阅读数量较少；成年国民对个人阅读情况满意度调查中有13.1%的国民表示不满意。因此，就需要对阅读进行研究，有助于社会个体提升阅读能力，引导更多的公民加入到阅读活动，继而推动社会整体阅读水平的发展和进步。近年来，我国政府以及社会各界越来越重视公共文化事业的发展，图书馆学界关于阅读的研究体系也已经逐步建立起来，但是还不够完善。美国的阅读研究在全世界一直处于领先水平，在这种情况下，调查美国的阅读研究情况，借鉴美国阅读研究的相关经验，能够更好的指导和推动我国图书馆界阅读研究的开展。
美国对阅读研究的重视由来已久，最早可追溯至19世纪80年代，有着一百三十多年的理论和实践经验。20世纪初，美国图书馆界对阅读活动的调查逐渐增多，但是直到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初，图书馆界人士才开始对这些问题进行科学研究。尤其是在1930到1939年的这十年间，学界对阅读研究日益重视，阅读研究获得快速发展，出现了一系列重要的研究成果，对美国之后的阅读研究和教育学、传播学等学科的研究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其影响力后来辐射至欧洲。其中一个最重要的研究力量就是美国芝加哥大学的图书馆学研究生院(TheGraduateLibrarySchooloftheUniversityofChicago,简称GLS)。
GLS成立于1928年，是全球首个授予图书馆学博士学位的学院，该院致力于推动图书馆学研究的科学化，同时也是阅读研究运动的中心。在这一研究群体中，尤其以道格拉斯·韦普尔斯(DouglasWaples,1893-1978,简称“韦普尔斯”)的阅读研究较为突出。十多年来，是韦普尔斯主导了这场阅读研究运动。韦普尔斯尽管没有受过系统的图书馆学的教育，但是通过研究教育学和图书馆学的“交叉点”--阅读的问题，确立了他在30年代美国图书馆学界的领袖地位。我国对GLS的研究主要侧重于对韦普尔斯、巴特勒等学者的图书馆学学术风格、教育理念层面的描述，现有研究较少从阅读研究的角度对他们阅读研究思想的形成和演变进行系统的研究。如今，我国致力于建设阅读研究体系，回顾美国图书馆界的阅读研究对我国图书馆事业和阅读研究的发展有着积极的影响。韦普尔斯的阅读研究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现实意义，值得认真梳理、分析和借鉴。
随着社会的进步，我国对公共文化的建设越来越重视，而图书馆作为保存人类文化遗产、提供信息服务、开展社会教育和营造公共文化空间的重要机构，肩负着大力倡导公众阅读和提供相应阅读指导服务的责任，因此，图书馆界对阅读进行研究就显得尤为重要。通过本研究，希望体现以下几点意义：
（一）从学术理论上来说，本研究不仅可以进一步拓展我国阅读研究的理论范畴，而且还可以丰富西方阅读研究者的画像群。
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译介了一些阅读着作和认识了很多阅读研究学者，但是笔者以“韦普尔斯”为题名在中国知网全文数据库检索发现，我国并没有对韦普尔斯专门研究的硕士或博士论文。笔者认为对韦普尔斯的阅读思想进行研究，可以为我们国内的阅读研究提供一种新的理论方向，在阅读兴趣、阅读效果、认识论和方法论等层面上拓展我国图书馆学阅读研究的理论范畴。
（二）从现实的社会背景来看，原有的社会组织结构、阅读工具、阅读行为等都发生巨变，对阅读生态性的关注成为我们这个时代尤为重要的事情。
阅读是人类最古老的习惯之一，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中华民族几千年来都是尊重书籍、尊重知识的民族。阅读贯穿我国整个的社会进程，阅读的内容、工具、阅读行为、阅读动机等都在不断变化，对阅读的生态性关注有助于我们更了解读者的心理，提高公众的知识素养，改善社会整体文化品质。
（三）从韦普尔斯的学术地位来看，他不仅继承和发展了图书馆学、教育学等多门学科，更开创了美国阅读调研的新时代，本研究通过对韦普尔斯阅读研究的创新性解读，促进中西方阅读理论的沟通与融合。
我国在上世纪经历了巨大的社会变革，缺乏安定的研究环境，阅读研究进展较慢。进入新世纪以来，虽然发表的论文数量猛增，但在研究方向和内容上质量参差不齐。了解以韦普尔斯为代表的美国阅读研究，有助于增进我们对美国图书馆界阅读研究的认知水平，对比我国的阅读研究，可以促进中西方阅读理论的沟通与融合。
伯纳德·贝雷尔森(BernardBerelson)是韦普尔斯的高足，也是他在GLS的同事。在1979年韦普尔斯逝世后，贝雷尔森发表了公开的悼念：在韦普尔斯的职业生涯中，他是两大学术创新的关键人物，第一个是GLS本身，他是这个新机构的创建者之一，他为阅读研究（人们想要阅读的内容、公众和印刷，阅读对人们的影响）带来新方法以及培训了一批研究者；第二个学术创新是韦普尔斯促成了大众传播学的诞生。
1980年，约翰·理查森(JohnV.Richardson)在《DouglasWaples(1893-1978)》一文中评价韦普尔斯改变了图书馆界对研究的定义，扩展了现有的有关阅读的价值观和实践知识体系，包括制定调查方法，从而获得测试和应用的重要数据。
韦普尔斯的阅读专着《人们想阅读什么》自出版以来一直被广泛讨论，如在1932年，亨利·哈普拉(HenryHarap)发表了对此书的看法，他肯定了韦普尔斯等人阅读研究的方法和他在数据收集过程中对人文特性的尊重，同时也指出了其在预期解决阅读问题时有些建议过于乐观仍有待思考。威廉·格雷(WilliamGray,1885-1960)认为该研究展示的方法和结论都具有广泛的应用，提出的许多迫切需要调查的具体问题都很有意义，研究总结更是令人钦佩。
《阅读对人们的影响》一书的出版同样引起了巨大的反响，1941年，阿诺德·汤姆森(ArnoldThomsen)在对此书评述时指出韦普尔斯等人撰写的这本书试图通过分析现有的文献来激发读者对阅读的社会心理学结果的兴趣，详细概述了一个关于未来研究的方案。然而，1942年，迈尔斯·廷克(MilesA.Tinker)却对此书持较消极的态度：韦普尔斯在“阅读效果”章节中引用案例对理论补充说明时效果并不佳。
除此之外，还有1936年弗雷德里克·舒曼(FrederickSchuman)称赞《国家图书馆与国外学术》一书是对当代文化分析中一个相对未被探索的领域的先驱性尝试，对图书馆员、社会科学家和所有喜欢世界主义而不是狭隘主义的知识分子来说，将是有价值的。1938年，弗雷德里希·梅尔彻(FredericMelcher)评述了韦普尔斯的《公众与印刷：大萧条时期社会阅读的状况》一书，他认为韦普尔斯的阅读研究结果具有广泛的意义，将调查对象延伸至更多相关的群体，为类似的研究铺平了道路，有助于吸引更多的研究者加入到阅读调研中。1939年，唐纳德·康尼(DonaldConey)称《图书馆问题调查》是一份在图书馆调查中特别有用的研究技术手册，这项工作的范围和处理方式一样广泛，不仅对图书馆领域的研究人员有意义，而且对图书馆从业人员也能带来帮助。1939年，玛丽·科布(MaryCobb)在阅读《纽约州的图书馆和读者》之后，分析了韦普尔斯提出的基本假设，总结了对纽约的图书馆和读者的调查内容，该研究对于学校和公共图书馆的管理以及纽约以外的其他地区的阅读研究也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
1998年，黄纯元在《论芝加哥学派》一文中，对韦普尔斯本人是这样评价的：韦普尔斯是把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带入到图书馆学领域的中心人物,对创立芝加哥学派起到关键性的作用。韦普尔斯曾经受到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深刻影响，主张通过对学生的实际的经验训练使其掌握进行实证研究的知识和技能，包括对学术用语如何进行精密的定义，如何发现研究问题和确定研究范围，如何应用假说，收集数据和分析数据等知识和技能。他的主要的学术贡献是通过一系列的实验和调查，阐明了不同的社会群体与阅读兴趣之间的关系。
2004年，范并思等编着的《20世纪西方与中国的图书馆学--基于德尔斐法测评的理论史纲》一书中指出，韦普尔斯将社会科学中通行的科学研究方法带入到图书馆学领域，并通过这种新的方法论训练影响了整整一代芝加哥学派的学生，使他们形成了一个风格鲜明的研究“学派”。
1978年，卡雷茨基·史蒂芬(KaretzkyStephen)在其博士论文《1940年前的阅读研究和图书馆学；一篇分析》(Readingresearchandlibrarianshipto1940;AnAnalysis)一文中讨论了1900-1939年间美国图书馆界所进行的阅读研究，主要针对道格拉斯·韦普尔斯和路易斯·威尔逊等人以及他们在芝加哥大学的合作者、学生们所做的研究，同时对其他人的研究也做了简短和浅显的概述，该论文对韦普尔斯等人的阅读研究评价甚高。
1991年,帕米尔·史彭斯·理查兹在《美国20世纪的阅读和阅读调研》一文中提到：韦普尔斯的许多调研结果都具有预见性他在汇编材料时运用了社会科学方法,因而在图书馆界被称为革命之举；韦普尔斯把阅读调研分为五个不同的方面（先决条件、传播、出版物及其题材风格和内容、读者特点、阅读效果），这种方法在韦普尔斯的书发表后60年中，一直是预测本领域所发生的事情的办法，至今它仍然对我们有用。帕米尔·史彭斯·理查兹就是采用韦普尔斯的五个阅读研究方面来对美国20世纪的阅读活动进行评论的。
2007年，乔治·卡姆贝利斯(GeorgeKamberelis)和马尔塔·艾伯特(MartaAlbert)在《道格拉斯·韦普尔斯：精心研究公众阅读》(DouglasWaples:Craftingthewell-readpublic)一文中对韦普尔斯的阅读实践研究及其对阅读研究领域的贡献做了简要概括，指出韦普尔斯的阅读理论为后来的相关理论发展提供了指导帮助。
2007年，范凡在《芝加哥学派的阅读研究》一文中以韦普尔斯、巴特勒、谢拉为主要代表人物，介绍了他们的阅读研究。对韦普尔斯的两本重要着作作了介绍，罗列了一些学者对韦普尔斯的评价。
通过梳理上述文献，可以发现，关于韦普尔斯的研究虽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仍然存在一些不足之处：
第一，国内图书馆学界对韦普尔斯虽有一定的关注度，但是没有对韦普尔斯的阅读专着和论文进行专门的译介，也没有系统、全面、专门地研究他阅读研究思想和实践的着述。国外只有一篇专门评述韦普尔斯阅读研究的论文，但是该文缺乏对韦普尔斯阅读研究影响因素、演变路线、研究特点等的分析。
第二，文献资料中虽然有提到韦普尔斯，但大多也只是停留在简要描述阶段，思辨性和批判性研究少之又少，缺乏对其整个阅读研究思想和实践演变过程的了解和归纳，忽视了韦普尔斯阅读研究的时代背景和学术环境。
第三，学术界对韦普尔斯的探讨主要集中在《人们想阅读什么》《阅读对人们的影响》这两部论着，对他的其他作品《人与印刷》《纽约州的图书馆和读者》的介绍和评论很少。
本研究关注韦普尔斯在不同人生阶段阅读研究兴趣和方向上的差异性，力求展现其学术思想整体上的关联性和贯穿性，展现韦普尔斯在不同时期的阅读研究成就，以求梳理出一个优秀学者的成长路径及其必不可少的良好素质，为从事相关阅读学术研究提供有意义的参考。本研究希望解决或者回答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韦普尔斯的阅读研究受到哪些因素影响？也就是说，韦普尔斯是如何从一个教育学领域的研究者，转变为一个强调阅读研究的图书馆学家的。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一方面要从韦普尔斯自身的经历和当时的时代背景说起；另一方面，我们也要认识到当时的学术环境在韦普尔斯阅读研究思想形成过程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第二，韦普尔斯的阅读研究的思想和实践具体指的是什么？韦普尔斯阅读研究成果颇丰，他是如何看待阅读研究？阅读研究应该如何发展？研究思想不同于实践，那具体实践了哪些内容和方法？
第三，韦普尔斯的阅读研究的影响有哪些？与同时代和不同时代兴起的阅读研究的联系和区别是什么？对于和其他研究的关系，需认识到在其阅读思想形成阶段其他研究在其中发挥的作用。
第一，本文是国内首次对道格拉斯·韦普尔斯的阅读研究进行学术上的系统整理和评价，在笔者检索到的有关韦普尔斯的研究中，他们对韦普尔斯的阅读思想进行评析，多是流于表面的梳理缺乏深入系统的分析；即使在美国本土，对韦普尔斯阅读研究的评论多散见于书评、报纸文章对他的思想的引用，未见系统的表述，本文通过对韦普尔斯阅读研究的系统整理，为阅读推广在中国的传承与发展积累资源与文献。
第二，论证韦普尔斯与同时期、不同时期的阅读研究的异同，揭示了阅读研究的发展变化，提升对其研究思想的认识高度。这不仅有利于把握韦普尔斯阅读研究思想的实质和内核，而且可以推动国内对韦普尔斯文本的创新性解读，拓展阅读研究的视野，为图书馆学和方法哲学的研究提供新资源和新思路。
第一，当初选择韦普尔斯的阅读思想研究，本意是要寻一个相对具体的研究对象便于把控，但是在深入研究的过程中发现，我们发现韦普尔斯的思想不仅仅是我们表面看到的图书馆学领域，他的阅读研究理论涉及教育学、社会学、心理学、传播学的内容，研究范围非常广泛，是否能够准确、到位地把握研究对象，有待进一步确认。
第二，韦普尔斯的专着和论文没有具体的中文译本或译文，解读过程中可能会存在理解错误，这或许会影响到对韦普尔斯阅读研究思想的完整、准确地解读，造成本论文难免的疏漏。但是还原一个真实的韦普尔斯是笔者应该不懈努力的目标，同时也希望本研究能为同道中人研究韦普尔斯提供一些参考。
本研究指出韦普尔斯阅读研究缘起受到其自身经历、时代背景和学术环境三大方面的影响，分析了其阅读研究思想和实践的具体内容，探讨了韦普尔斯阅读研究带来的深远影响。因此，可以得出结论，
韦普尔斯的阅读研究，构成了20世纪30年代美国阅读研究的主流，不仅凸显了美国阅读研究体系建立与发展的繁盛时期，更是有助于指导我国未来的阅读研究整体走向，成为后世阅读研究“继承”和“发展”的典范。因此，可以说韦普尔斯是20世纪美国阅读研究史上里程碑式的人物，GLS首屈一指的代表人物，是美国阅读调研和成人阅读心理学理论的奠基者，是最有影响力的阅读研究教授。
韦普尔斯在其整个学术研究历程中，于图书馆学、教育学、传播学都有令人称道的建树，尤其是其在阅读研究领域的贡献，更是令人敬仰。其阅读研究成果不仅构成了该学科领域的核心知识，而且促使美国阅读调研传统得以形成。了解韦普尔斯的这些主张可为我国阅读研究提供借鉴，更可促成中西方阅读研究理论和实践在交流中互为镜鉴、共同发展。但是通过研究可以发现，国内图书馆学界，或者其他领域，都忽视了对韦普尔斯阅读研究成果的重视，没有意识到韦普尔斯对于美国阅读研究发展的重要性，我们现在正处于阅读研究发展的关键时期，而美国阅读研究在整个世界阅读研究史上有其重要的历史地位，中西学术的碰撞与融合有助于我国阅读研究体系的完善，
韦普尔斯的阅读研究所产生的时代背景恰值社会变革时代，研究阅读活动对图书馆事业有着积极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笔者认为借鉴美国阅读研究的相关经验能够更好的推动我国图书馆学界阅读研究的开展。韦普尔斯在阅读研究方面的成就不容忽视，虽然后来的研究者对韦普尔斯的研究结果褒贬不一，但他的思想仍然对图书馆学及阅读研究进程产生了长久的影响。
全民阅读有助于增进社会的文明程度，增进民族的文化底蕴和创作力，有助于提高民族素质。近年来，我国的经济发展迅猛，但是仅仅经济发展不能表明中国就在世界上具有很强的竞争力，这种竞争力还体现在国民的素质上，提高国民素质依靠的是教育和继续教育，阅读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所以，提倡阅读，不仅是为了获取知识，也是为了一个悠久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是提升国力，增强国民凝聚力和自信心的有效途径。
图书馆学作为一个社会学科，研究者应该重视对阅读的研究，关注读者的阅读行为和阅读心理，不仅有助于国民改善阅读能力，而且能够促进公共文化体系的建设，提升我国的综合国力。现如今，虽然书籍、阅读以及图书馆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其根本性质和基本功能还是符合社会发展潮流的，因此，韦普尔斯关于阅读的论述，对于阅读研究和图书馆学研究仍然有着一定的现实意义，值得我们研究。与此同时，我们也要保持冷静，思考韦普尔斯的阅读研究是否适用于我国的读者群体？还有许多类似的问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确认。另外，笔者探析了GLS代表人物韦普尔斯和巴特勒的阅读研究，还有其他学者也开展了大量的阅读研究，例如路易斯·威尔逊、里昂·卡诺夫斯基等，有必要进行专门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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