娱乐至死:我们为何讨厌严肃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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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编:  回望人类的历史,我们总是担心会被那些我们憎恶的东西毁掉,比如奴役与压迫

  回望人类的历史,我们总是担心会被那些我们憎恶的东西毁掉,比如奴役与压迫。但讽刺的是,如今真正毁掉我们的,恰恰是我们无比热爱的东西。

  许知远在与马东的访谈中,引用了波兹曼的一段话,来表达对技术进步的怀疑——

  “我们正生活在一个粗鄙的娱乐时代,无处不在的综艺节目正谋杀我们的思考。”

  节目播出后,很多人都在批评许知远,说他是知识分子的怀乡病,是象牙塔中无聊的闲言碎语。不过,如果我们愿意跳出这场对话中精致的修辞,跳出那些因为热爱而生的辩护,也许可以站在一个较远的地方,借助波兹曼《娱乐至死》这本书,重新思考这场对话的价值——我们的生活真的会被娱乐给谋杀吗?

  2016年美国大选辩论希拉里和特朗普的娱乐闹剧与1945年林肯和道格拉斯冗长且严肃的辩论,是两个对比最为鲜明的例子。这两次辩论分别发生在完全不同的媒介文化中,林肯生活的被称为印刷时代,我们生活的则是一种影像时代。在波兹曼看来,印刷时代造就的是一种理性严肃的文化,阅读书籍是人们理解这个世界最重要的方式。印刷时代还有一个功效,就是催生了理性严肃的演讲活动。这些都鼓励了人们持续的思考,理性有逻辑的表达,同时还使人们拥有了不可思议的冷静与耐心。

  书籍与电视最大的区别是什么?波兹曼说,在印刷时代,人们沉迷的是文字,从电视时代开始,人们逐渐沉迷于影像。文字带来了思考,影像则带来跳跃的欢愉,而影像的迷人就在于它的色彩斑斓和稍纵即逝的视觉刺激。对于总统大选的电视辩论,波兹曼非常不屑地吐槽说,“在这里,复杂的措辞、充分的证据和逻辑都排不上用场,有时候连句法都被丢到了一边,但这并没有什么关系,他们在意的是为观众留下印象,而不是给观众留下观点。电视辩论的取胜法门在于学习如何说俏皮话。”

  文字带来思考,电视带来娱乐,那么问题主要是出在电视上吗?这恰恰也是很多人对波兹曼的误解。如果波兹曼生活在当下这个时代,恐怕也会是一个综艺节目的爱好者,其实娱乐本身并没有什么问题,反而可以给寂寞的人带来安慰,给忙碌的人带来快乐。

  但问题是电视这种传播媒介有一个特点,在呈现娱乐方面绝对是一把好手,因为影像本身所带来的视觉吸引是印刷本身无法比拟的,但是在进行严肃讨论方面,它却往往捉襟见肘,无法持续集中理性地去论述一件事情。这就相当于我们家里的厨房,平底锅和蒸锅各司其职,适合烹饪不同的食物,但如果用蒸锅去炒菜,味道就变了。同样电视最适合娱乐,一旦你用来讨论严肃的公共事务,就会变味。我们的问题不在于电视为我们展现了娱乐,而是在于所有内容都以娱乐的方式呈现出来,就连总统大选的辩论,也变成了一场娱乐嘉年华,这样一来,我们便会成为娱乐的附庸,毫无怨言,甚至无声无息,其结果是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

  对我们来说,现在是一个随时随地都能够获得娱乐的时代,只要打开任何一个视频软件,你都能够迅速找到让你获得满足感的电视节目。我们必须承认这是科技的进步,随着这个进步,我们娱乐自己的方式也越来越多,问题是我们对于文化、生活的思考,也要全部依托于这些娱乐方式吗?对我们来说,严肃的论述显得枯燥乏味,所以无人问津,我们真正想要的,是一句揭穿任性的俏皮话,再加上点热闹纷繁的后期效果。穿过我们思想星空的,不是流星,而是弹幕。

  波兹曼在《娱乐至死》的书中提到了两本小说,一本是奥威尔所写的《1984》,另一本则是赫胥黎所写的《美丽新世界》。这两本小说形成了有趣的对比,《1984》告诉我们,我们会毁于奴役与压迫,《美丽新世界》则告诉我们,毁掉我们的是我们所痴迷的东西。奥威尔预言的世界,更容易辨认,也更有理由去反对。但赫胥黎所描述的,却是一种醉生梦死的消亡,任何抵抗的声音都因此而显得虚弱、无聊。

  在中国的出版市场,《娱乐至死》这本书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击中了我们心中的软肋,批判网络时代的综艺节目当然不是波兹曼最主要的用意,他也许更希望我们可以通过阅读获得一种理性平衡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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