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编： 赵力燕(通讯作者)(E-mail：)，成都文理学院教育学院(成都 610401)；李董平，华中师范大学心理学院(武汉 430079)；徐小燕，四川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成都 610101)；王艳辉，嘉应学院教育科学学院(梅州 514015)；孙文强，安徽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芜湖 241000) 内容提要：大量研究表明，家庭经济压力对青少年学业成就具有显著的不利影响
赵力燕(通讯作者)(E-mail：)，成都文理学院教育学院(成都 610401)；李董平，华中师范大学心理学院(武汉 430079)；徐小燕，四川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成都 610101)；王艳辉，嘉应学院教育科学学院(梅州 514015)；孙文强，安徽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芜湖 241000)
内容提要：大量研究表明，家庭经济压力对青少年学业成就具有显著的不利影响。但是，目前学界对家庭经济压力“怎样”(中介机制)以及“何时”(调节机制)影响青少年学业成就仍知之甚少。本研究在整合贫困文化模型及心理韧性理论的基础上构建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考察青少年教育价值观(读书是否有用)在家庭经济压力与学业成就之间的中介作用，同时检验中国文化逆境信念对该中介路径的调节作用。采用随机整群抽样，选取四川省9所普通中学1613名初中生(平均年龄13.42岁，SD=1.22)作为研究对象。被试匿名填写家庭经济压力问卷、教育价值观问卷、中国文化逆境信念量表以及学业成就问卷。结果表明：(1)在控制了性别、年龄等人口学变量后，家庭经济压力显著负向预测学业成就。(2)教育价值观在家庭经济压力与学业成就之间具有部分中介作用。(3)积极逆境信念能缓冲家庭经济压力对教育价值观的消极作用，进而减少对学业成就的不利影响。本研究证实了“读书无用论”是经济困难与学业成就的重要联系机制，并肯定了中国文化逆境信念对经济困难青少年的保护作用。这一内在保护机制的揭示对教育实践有一定的启示。
大量研究表明，家庭经济压力对青少年学业成就具有显著的不利影响(Duncan，Magnuson，& Votruba-Drzal，2015；Reardon，2011；张卫，李董平，谢志杰，2007)。这种不利影响不仅表现在儿童青少年入学初期，且在整个学龄阶段持续存在(Reardon，2011)。已有研究表明，家庭经济压力可能通过父母抑郁、婚姻冲突、消极教养、父母投资等多种路径影响学业成就(Duncan et al.，2015)。但是，正如Heberle和Carter(2015)指出的那样，现有研究主要关注外部因素的中介作用，很少考察家庭经济压力下个体内部认知因素的中介作用。事实上，对内部认知因素的考察非常重要，因为个体的认知随年龄增长而日益固化，如果未在生命早期对贫困个体的非适应性认知进行干预，那么这些想法将越发自动化，不易在生命后期进行有意识的审视和改变(Heberle & Carter，2015)。因此，本研究将检验青少年的教育价值观这一重要认知因素在家庭经济压力与学业成就之间的中介作用。
教育价值观是个体对目前学业成功的价值及教育未来效用的判断(Fuligni，1998；Tseng，2004)。其中，“读书是否有用”是教育价值观的重要体现。为什么教育价值观可能是重要的中介变量？从理论层面来看，植根于社会学和人类学的文化模型(cultural perspectives)认为，长期生活于贫穷之中的个体容易形成特定的生活风格、行为规范和价值观念(即产生“贫困文化”)，进而对个体的行为模式产生重要影响。也就是说，这类信念或价值观可能在贫困与个体行为模式之间具有中介作用(Duncan et al.，2015；Lamont & Small，2008；Lewis，1975)。具体到本研究，有理论研究者认为，家庭经济困难青少年学业成绩相对较差，可能受其“读书无用论”思想的影响。例如，丁霞(2006)指出，家庭经济困难的农村初中学困生及其父母大多认为“读书无用，是赔钱的事”。类似地，欧贤才和王凯(2007)指出，农村经济困难青少年大多认为读书前途渺茫、在教育方面的投资是没有价值的。从实证证据来看，一方面，家庭经济状况越差，青少年的教育价值观越消极。例如，曹新美(2013)发现，来自贫困家庭和温饱家庭的青少年的教育价值观得分显著低于小康家庭的青少年。另一方面，教育价值观对青少年学业成就具有重要影响，教育价值观越积极的青少年其学业成就越好(Fuligni，1997，1998；Tseng，2004)。例如，Fuligni(1997)研究发现，青少年对所学课程重要性的认识与该课程的成绩显著正相关。此外，美国移民家庭子女的学业成就往往比本土家庭子女更高，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前者比后者对教育有更高的期待，普遍认为教育更重要，也更愿意花时间去努力学习(Fuligni，1998；Tseng，2004)。因此，上述理论观点和实证研究提示，家庭经济压力可能通过教育价值观对青少年学业成就产生间接影响。然而，目前尚缺乏实证研究对此中介机制进行直接检验。
需要注意的是，并非所有经济困难的青少年都学不好(Luthar，Crossman，& Small，2005)，相当一部分经历家庭经济压力的青少年仍然取得了良好的学业成就，表现出心理韧性(resilience)。究其原因，可能是某些个体或环境因素起到保护作用，缓冲了家庭经济压力的不利影响。然而，相较于中介机制的研究而言，目前有关贫困儿童青少年心理韧性现象及产生机制的研究十分有限(McLoyd，Mistry，& Hardway，2014)。逆境信念(beliefs about adversity)是指个体对逆境本质(如逆境产生的原因、结果以及适宜的应对行为等)的认识(Shek，2004，2005；Shek，Tang，Lam，Lam，Tsoi，& Tsang，2003)。持有消极逆境信念的个体往往轻视自己在逆境中的潜力，并妥协于逆境(如“好丑命生成”)；相反，持有积极逆境信念的个体通常坚信逆境具有积极意义，并勇于挑战它(如“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在家庭经济困难条件下，积极的逆境信念有利于个体正确认识和接受逆境，合理调节情绪以适应逆境；也有利于个体从逆境中发现生命的意义、保持对未来的乐观心态、勇于坚强地承受逆境，从而战胜经济困难的不利影响。因此，逆境信念通过使个体从逆境中发现意义从而帮助其在逆境中健康成长，这种“指向意义的应对”(meaning-focused coping)是心理韧性的重要来源(Pan，Wong，Chan，& Chan，2008)。大量研究表明，逆境信念是青少年心理适应(自尊、孤独感、主观幸福感等)和问题行为(物质滥用、违法违纪行为等)的保护因素(Shek，2004，2005；Shek et al.，2003；赵景欣，刘霞，张文新，2013)。基于这些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本研究将考察中国文化逆境信念的保护作用。本研究假设，逆境信念能缓冲家庭经济压力对学业成就的直接和间接不利影响。如果逆境信念的保护作用得到验证，则有利于完善贫困青少年健康发展的韧性理论并从积极心理学视角开展预防和干预工作。
综上，本研究将考察青少年教育价值观在家庭经济压力与学业成就之间的中介作用，并检验中国文化逆境信念对家庭经济压力与学业成就的直接和间接关系的调节作用。两大研究目的构成了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见图1)。本研究假设：家庭经济压力能显著负向预测学业成就(假设H1)；教育价值观在家庭经济压力与学业成就之间具有中介作用(假设H2)；逆境信念对上述直接和间接路径具有调节作用(假设H3)。由于相关证据的缺乏，本研究将不对逆境信念调节作用具体发生在哪一段路径做明确预期，而只是进行探索性分析。
采用随机整群抽样，选取四川省9所初级中学进行调查。经学校领导、班主任和青少年本人知情同意，共有1613名青少年参加并完成全部问卷。其中，男生和女生分别占46.51%和53.49%。初一、初二、初三分别占36.79%、35.24%、27.97%。被试平均年龄13.42岁(SD=1.22)。所选学校均为普通中学，父亲和母亲受教育程度为“小学及以下”者分别占26.60%和36.34%，“初中”水平者分别占48.72%和44.30%，“高中(职高/技校/中专)”水平者分别占16.45%和13.22%，“大专”水平者分别占3.68%和3.20%，“本科”水平者分别占4.05%和2.69%；“研究生及以上”水平者分别占0.50%和0.25%，这与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相应群体受教育水平的全国平均状况非常接近(国务院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办公室，国家统计局人口和就业统计司，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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