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编： 1917 年蒋梦麟学成回国后，在商务印书馆担任《教育杂志》编辑和《新教育》杂志主编
1917 年蒋梦麟学成回国后，在商务印书馆担任《教育杂志》编辑和《新教育》杂志主编。在此期间，他发表过大量文章，集中阐述了自己的教育思想。他在一篇文章中 说：个人的价值在于他的天赋与秉性之中，教育的目的就是尊重这种价值，让每个人的特性发展到极致。智育、体育和美育的作用，就是要使我能思，则极我之能 而发展我之思力至其极。我身体能发育，则极我之能而发展我之体力至其极。我能好美术，则极我之能而培养我之美感至其极。我能爱人，则极我之能而发展我之爱 情至其极。他还说，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人类社会才有自由、平等、民权、共和、选举权、代议制和等制度设计。否则，统治者就会 视万民若群羊，用牧民政策足矣。何所用其？何所用其选举权乎？
蒋梦麟留美期间，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因此他 对战争与和平有过深入的思考和体会。1917 年他学成回国后，曾撰写《和平与教育》，其中涉及教育的本质等问题，可以视为其教育思想的代表作。文章开门见山说，所谓和平，是正义的同义词。有 正义就有和平，倘若正义扫地，虽然没有战争，也不是和平，而是一种苟且偷安。从这个角度来看，统治者标榜的我国人民素以爱好和平著称，其实是为所谓牧民 政治开脱。因为在专制制度下，老百姓仅仅是一群羊：羊肥了，牧人就会杀而食之，于是就出现；日久，必然会导致羊瘦，于是牧人就继续放牧，推行仁 政。这就是中国历史一治一乱的根本原因。蒋梦麟认为，要改变这种羊肥而食、羊瘠而牧的循环，就必须推行民主政治。他指出，牧民政治的反面是平民主 义政治或曰民权主义政治。这种政治的目的是要增进平民的能力和知识，使每一个人都养成健全的人格。只有这样，社会才能不断进步，和平才有真正保障。从这个 角度来看，日本在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中打败了中国和俄国，是因为中俄两国没有平民主义的民主政治。德国向世界宣战，最终归于失败，也是因为他们的政治制度 没有美国和其他协约国优越。因此他认为：强国之道，不在强兵，而在强民。强民之道，惟在养成健全之个人，创造进化的社会。所谓教育，就是为了达此和 平目的之方法也。紧接着他指出：中国的教育，是牧民政治的教育；要改为平民主义教育，必须从三个方面去努力。第一，要养成独立不移之精神，改变过去 那种委靡不振、依赖成性的恶习。第二，要养成健全之人格，改变以往好学者读书，读书愈多，而身体愈弱的传统。第三，要养成精确明晰之思考力， 改变平时凡遇一事，或出于武断，或奴于成见，或出于感情的毛病和喜欢用差不多来判断事物的习惯。在这篇文章中，蒋梦麟还分析了中国社会进步应该采 取的三项措施：一要改良起居；二要修筑道路，振兴实业；三要奖励并推进学术。
为了进一步说明如何才能推动学术进步，他还用经商和做人 作比： 夫对于金钱不忠实，不可以为商。对于行为不忠实，不可以为人。对于知识不忠实，其可以言学术乎？因此，欲求学术之发达，必先养成知识的忠实。养成 对知识的忠实，是做学问的最基本的要求。胡适所谓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也是这个意思。蒋梦麟总结道：以正义为先导，以养成健全之个人进化的社会为 后盾，张旗鸣鼓，勇猛前进，此即所谓为和平而战也。战而胜，则平民主义由是而生存，真正和平由是而永保。和平与教育之关系，如是如是。
蒋梦麟留学归来，遇到中华职业教育社成立。倡导职业教育是当时很有影响的社会思潮之一，面对这一思潮，蒋梦麟非常冷静。他认为职业教育固然需要，但如果以为除了职业教育之外就没有其他教育，或者说所谓教育就是职业教育，那就大错特错了。
为了纠正这种错误认识，他写了《教育与职业》、《职业教育与自动主义》等文章。他指出：教育是一种解决问题的方法，国家有问题，故有国家教育。社会有 问题，故有社会教育。个人有问题，故有个人教育。职业有问题，故有职业教育。如果有关问题不能解决，那就是教育的失败。从这个意义上说，所谓职业教育， 不过是教人操一技之长而藉以求适当之生活也。但是，一个国家或一个社会在职业问题之外还有许多问题，它最终还需要通过文化教育来解决，这就是普通学校 应该承担的功能。因此职业教育并不是教育的全部，而是其中一部分。所以他认为：学校非专为职业而设，举学校而尽讲职业教育，则偏矣。
蒋梦麟认为：共和国的作用，就是尊重并保护个人价值；教育的目的，则是为了发展个性，培养特长，进一步增加个人价值。为此，就必须对教育学有所研究。他 指出，作为一种实践性很强的学科，教育学分为个人与社会两大部分：就个人而言，为了满足发展个性的需要，它要涉及生理学、遗传学、卫生学、心 理学、论理（逻辑）学、美学等诸多学科；从社会来看，为了满足发展人群的需要，它又涉及人种学、历史学、地理学、伦理学、政治学等许多领域；此外，无 论个人还是社会，都离不开自然界，因此教育学还涉及生物学、动物学、植物学和物理化学等其他科学。因此他说：有真学术，而后始有真教育，有真学问家，而 后始有真教育家无大教育家出，而欲解决中国教育之根本问题，是亦终不可能也。这里所谓大教育家，显然是通晓各门学科的通博之士，不通博乎此，则不 可以研究教育。
蒋梦麟晚年在回忆北大的学术自由以及蔡元培、陈独秀、胡适和鲁迅兄弟以后，曾谦虚地说：有人说北京大学好比是梁山 泊，我说那么我就是一个无用的宋江，一无所长，不过什么都知道一点。因为我知道一些近代文艺发展的历史，稍有空闲时，也读他们的作品，同时常听他们的谈 论。古语所谓家近通衢，不问而多知。我在大学多年，虽对各种学问都知道一些，但总是博而不专，就是这个道理。其实，像蒋梦麟这样一无所长却什 么都知道一点的人，才可能是真正的大教育家。相反，让那些学有所长的专家当校长，恐怕未必合适。
蒋梦麟认为，教育的目的就是为了让每一个人享受人生所赐予之完满幸福，要享受这种幸福，还需要社会的开明和进步。因此他说：一方面，个人生活的丰富程度与社会的开明进步成正比， 社会愈开明，则个人之生活愈丰富；另一方面，健全的社会又需要健全的个人来组成。他主张社会进步需要具备三个条件：一是社会的文明能天天增加；二是社 会的肚量能包容新学说新思想；三是大多数人民，能具有享受文化的权利，而这种权利又来自教育的普及。与此同时，他认为社会的进步与每一个人密切相关。 个人要推动社会进步，首先要有负责任的能力，这种能力的基础有二：一曰能行，二曰能思。所谓能思者，养成清楚之头脑，并有肝胆说出其思想。所谓能行者， 做事担得起责任，把肩膀直起来，万斤担子我来当。夫如是，始能增加文化，生出新思想。致使大多数人民能享文化之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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