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编： 2018年6月，澎湃新闻的英文产品——第六声（Sixth Tone）与复旦大学发展研究院联合主办“第六声学者计划”，资助八位青年学者在中国八个省进行为期六周的田野调查
2018年6月，澎湃新闻的英文产品——第六声（Sixth Tone）与复旦大学发展研究院联合主办“第六声学者计划”，资助八位青年学者在中国八个省进行为期六周的田野调查。此次田野调查的主题是“科技如何改变乡村”，其中包括四个具体议题：农村电商、大数据、农业无人机和荒漠化治理。本系列为青年学者的田野调查成果。
人口老龄化进程过快、贫富差距继续，环境问题突出，中国所面临的各种社会问题众人皆知。这些议题复杂宏大，仅靠中央政府一己之力难以解决，然而人民依然希望国家能够承担起责任，对官员也施加了不小的政治压力。这其中所产生的摩擦无疑对中国的公民社会，尤其是社会组织有着相当影响。在中国，这些机构大致类似于西方的非政府组织，但是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国家的监管和指导。
中国的社会组织出现于上世纪90年代，主要目标是为社会和环境议题中的发声。相较于其它公民反馈机制（比如公开请愿），社会组织通常能够更好地表达自己所代表社区的需求和考量，更容易找到解决问题所需的专业资源，并且能同国家机构协商措施。他们更倾向于在社区层面提供公共服务，同时也注重公众参与度和信任度的提高。
然而，社会组织依旧在许多能力建设上存在欠缺，这其中包括获取与提高更好完成工作所必备的技巧、知识和其它资源的能力，也包括通过可持续自我管理、治理和经济自足的方式获得某种程度上独立于政府的能力。能力建设通常需要资金支持，然而仅仅依靠资金并不能让社会组织得以获得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90年代时，中国社会组织的发展计划常常依靠国际非政府组织的各类扶持。但是今天，在中国政府对国外利益渗透控制更为严格的情况下，中国的本土机构——包括现存的大型社会组织都开始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尽管中国的社会组织过去30年来在能力建设上取得了长足进步，但新型组织和小型组织的发展正在面临越来越多的困难。
绝大多数中国社会组织得到了当地政府的小部分资金支持，而他们更多的资金来源于在民政部登记注册的基金会。这些基金会的捐赠者包括银行和其它企业团体。比如，甘肃省环境组织“绿驼铃”的创始人赵中说，他们2016年的资金中超过99%来自于基金会。同样，北京一家旨在为流动儿童提供教育的公益组织“新公民计划”2016年的资金中亦有几乎70%来自基金会。北京合一绿色公益基金会的创始人吴昊亮说，他的组织依然依赖于基金会的资助。
这一模式的首要问题是：由于受到捐赠企业价值观和行为影响，许多基金会更青睐那些能够迅速实现显著成果的社会组织和项目，这样就不利于社会组织去采取长期政策来解决相对顽固与复杂的问题。此外，这也会导致基金会更注重捐赠者的社会声望，而非保障草根项目的长期可持续发展。
北京最著名的阿拉善SEE基金会就是很好的案例。SEE主要目标是帮助小型环保组织做能力建设。他们与美国的全球绿色资助基金会协作，为化学废料弃置、煤矿开采、频临灭绝动物保护等各种环境领域提供专家指导。但是他们的年度报告始终在强调短期成果，而并非SEE所承诺的小型机构能力建设。
这一模式的另一大问题是社会组织难以找到合适自身的创新发展模式。这让许多正在崛起的社会组织很难获得捐赠者的青睐，或是通过自己的创意去解决问题，这也使得他们的竞争力不如那些已取得显性成果的机构。
上文提到的合一绿色公益基金会的成员对于这种情况相当熟悉。合一本身是一个社会组织，但同时也是一个为其它组织提供环境管理议题相关的在线课程的平台，比如教它们如何申请资金和撰写环境报告。此外，合一还鼓励其它合作组织收集并分享自己的环境数据，在政府常常隐瞒生态恶化重要信息的情况下，这一议题尤为重要。
合一也为其它社会团体提供资金，尤其是那些规模太小，无法入SEE基金会“法眼”的草根团体。相当关键的一点是，合一支持那些之前并未取得显性成果的社会团体，他们更看重长期战略的模型建设。“拥有一个能让其它类似环境组织可参考可复制的模式，是任何环境组织生存的关键所在，所以我们着眼于模式学习和构建。”吴昊亮说。
然而，吴昊亮发现自己很难找到中国小型社会组织真正的创新性所在。“教会大家原创是颇具难度的事，”他说。他还补充说，尽管仿效已有能力建设模式并不是问题，但有些机构根本不愿意对既存道路作出任何挑战或偏离。
第三个问题是社会组织依然不愿意在解决问题之前与当地老百姓进行磋商。比如，环保组织常常能够发现生态问题，但是在解决过程中，他们不会与那些受到影响的当地人讨论方案，因此，社会组织与自己声称为之服务的社区越来越脱节。
全球环境研究所融入当地的实践是比较突出的例子。2004年在北京成立的全球环境研究所在能力建设上采取的框架是专门针对当地老百姓。“我们进入一个受到环境问题困扰的村庄后，第一件事是问居民：他们看到的问题是什么，以及他们认为自己应该如何解决问题。” 项目经理彭奎说。
在寻找到结合当地生态和经济考量的最好模式后，全球环境研究所会在当地建立一个合作社，雇佣当地人做一些有偿工作（从法律角度出发，社会组织的内涵是非营利性的，不能从事任何有营利性质的行为），这个合作社保证项目的收益中有10%会用于环境保护。同时，全球环境研究所会找到普遍受到老百姓尊重的当地领导人，请他们参与草根环境治理，让他们在后续工作中承担起更大的责任。彭奎指出：“即使离开这些农村后，我们可以相信当地人能够很好地管理他们的社区，在享受可持续经济收益的同时也保护好当地生态。”
能力建设无法一蹴而就，这需要耐心、经验和从失败中学习的能力。如果社会组织依然依靠由企业和银行为主要捐赠者、以快速解决问题或容易呈现成果为导向的基金会，他们将会发现自己依然难以发展出长期且能持续发展的能力建设视野。更重要的是，他们将会因此而丧失自主性。
中国的社会组织自90年代崛起以来已经走过了很长的道路，但是他们现在正面临受商业利益影响的资助结构的控制风险。然而，某些社会组织的经验表明，真正的能力建设项目是切实可行的。社会组织能够同其它团体合作或互相支持，来帮助自己变得更有效率，更具长期持续发展的能力，也为解决当代中国最重要的社会问题提供更大的支持潜力。
我是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侯会,有关少年儿童阅读文学经典的问题,问我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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