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编： 当然，张之亮、罗启锐、张婉婷、关锦鹏等“香港新浪潮”一系的严肃电影作者，此刻也同样处在事业的黄金期
当然，张之亮、罗启锐、张婉婷、关锦鹏等“香港新浪潮”一系的严肃电影作者，此刻也同样处在事业的黄金期。罗张夫妇的《七小福》和关锦鹏的《胭脂扣》，就分别在随后的金马、金像奖上出尽了风头。
乍看起来，这不过仍是平常的一年。不过，时代、世代的更迭，总在悄悄地发生。
1988年年底的金马奖上，两位新人一炮而红，其一是导演王家卫（上图即其处女作《旺角卡门》），其二是演员周星驰（凭借《霹雳先锋》获颁当届最佳男配角奖）
还是在1988年，另一件深刻改写了后世香港电影史的事情发生了：一位香港理工大学设计系的学生，找了一份暑期实习工。她面试时带着一幅漫画，画面上是小男孩和他的宠物：一只粉红色小猪。
不过，虽然长得基本一样，但最早的这只猪并不是麦兜。他的名字是麦唛，有一颗相当文艺而敏感的心。很快，他就从一套小清新漫画里升格为主角，其同名漫画先后在《经济日报》《星期日周刊》《小明周》等报章上连载，后来固定刊发于儿童杂志《黄巴士》。
漫画里，麦唛就读的幼儿园叫“春天花花幼稚园”，班上除了校长和陈老师，还有同学乌龟阿辉、白猫得巴、鸭子菇时、奶牛阿May、河马阿June，以及麦唛的表哥、右眼有胎记的、傻傻的麦兜。
麦兜和麦唛外形上的区别，只在于头顶和眼睛上的胎记，可是实则他们的差别很大，麦兜实际是一个90年代香港单亲低收入家庭的孩子，而麦唛却更泛泛地像是一个童话里的角色
这是一部散碎甚至无妨称之为混乱的影片。没有故事主线D场景的混搭，既不皮克斯，也不吉卜力。
《麦兜》里“鱼丸粗面”，已经成了今天的民间语文之一，这也是香港无厘头文化生命力的最好证明
在这部电影里，我们看到了情真意切的亲情，看到了庶民生活里的诗意，看到了苦中作乐的中式哲学，尤其是，看到了我们自己那个憨憨傻傻一去不回的懵懂童年。小朋友会为了片中鱼丸粗面的笑话乐不可支，但更多的成年观众，则会深深地被为人不易、为人父母尤其不易的情怀撩动得一阵阵心悸。
傻傻的麦兜，从此就如同周润发的小马哥、周星驰的至尊宝、李连杰的黄飞鸿，成了“香港电影”这一特殊物种向全体华人献上的珍贵礼物，写入了我们的历史。
“猪样小朋友”麦兜成长在九龙大角咀的一户单亲家庭里，妈妈是蓝领，粗鲁而聒噪。在他们所在的待拆迁街坊里，还有一个破败的幼儿园，校长是个潮州佬，最关心的是小朋友有没有交学费。整个幼儿园只有一个班，班上只有一个呆呆的老师Miss陈，再加上她的那些呆呆的学生。
麦兜可能是其中最呆的那一位。他又懒又馋，妈妈总是盼着他有一天能变“靓仔”，可毕竟不可能，最终长成大人的麦兜，不过是又一个碌碌无为的“麻甩佬”，小腿粗壮外，一无是处。
在“麦兜系列”里，闪前地出现了多次大麦兜的形象：一个平庸无趣肚腩大大的上班佬（或厨师）
麦兜也想有出息，他特地跟着妈妈跑到长洲，拜在了奥运冠军李丽珊之师黎根的门下，奋勇训练，只不过，学成的却是“没用”的抢包山本领（小腿粗壮的原因在此）——而这正是麦兜系列故事的精髓：我们傻傻地拼过，但还是没有用。命运，对大多数的升斗小民来说，不就是这样滑稽又残忍吗？
不过，《麦兜故事》不是鸡汤，也并非反鸡汤。因为，在这卑微局促的人生里，吹着悠悠的风，吃完两笼肉包，无所事事抖抖脚，又何尝不是真切的“小确幸”呢？
大概再没有哪部电影像《麦兜故事》这样，痴迷于展现香港的“石屎森林”了——那一片片因为经济起飞而拔地而起的楼群，无比密集而又无比丑陋，可是，配上灯红酒绿花团锦簇的招牌和霓虹，以及天际间缓缓起舞的塔吊，这座森林又显得异常浪漫而温暖。
香港的“石屎森林”，是《麦兜》花了大量笔墨还原的情节副线，也是赋予其港味的基础
笑中带泪，更是幽默里的高级货，周星驰做到了，麦兜系列也做到了。因为是动画片，又由于是片段体裁的漫画作者出身，谢立文麦家碧借着麦兜，玩出了香港电影最后现代拼贴、解构的那一套。
2004年的第二作《菠萝油王子》被评论界奉为“系列最佳”（该片获了同年香港电影评论学会的年度最佳影片奖），其实，比起前作，《菠萝油王子》的故事更加支离破碎、不知所云。然而，正是这种屎尿屁粗口配上西洋古典乐、冗长的港式绕口令笑话与唯美的《小王子》段落混搭，才构成了独一无二的华洋杂处兼容并包的港式口味。
大概，也只有一部香港电影才会出现这样的两句对白：（麦炳）我还捅死了一位大叔。/（阿辉）没关系，还有大婶啊。做人最重要的是开心嘛——何况，更奇妙的是，这还是一部彻头彻尾感伤沉郁的文艺片来的。
《菠萝油王子》的关键情节隐藏在片尾的彩蛋和黑场后的插曲《教我如何去小便》里：麦兜的爸爸麦炳其实是在麦兜年幼时离开家的，而非一般所谓的麦兜出生前
最新的两部，即《我和我妈妈》《饭宝奇兵》口碑下滑（特别是《饭宝》），坊间的非议主要一是认为两片都一定程度上违背了初始的“猪设”，反而让麦兜大获成功，变成了英雄；另一面则是明显地“去香港化”，把故事泛化到了一种无所依托的地理时空中，而这两种变化都大大损耗了麦兜一以贯之的现实质地。
不过，即便如此，与其说是谢立文麦家碧江郎才尽，倒不如说是由于中国电影市场的变化，大多数“港产片”都必须放弃曾经的地方风味，麦兜系列也不得不与时俱进。而且，动画片的受众主要是低幼群体，这个现实也逼得谢麦只能迎合主流的正向、励志题旨，让麦兜成为神探、成为超级英雄。
可就在这个前提下，麦兜系列也还是尽可能保留了原始的风味，《我和我妈妈》大部分篇幅，仍是烟火气十足的麦兜式成长故事（他那个消失的“死鬼老豆”麦炳也疑似登场了），“长大后，就很少和妈妈聊天”这样的独白，依旧敏锐而敏感，而麦太拿着铁丝衣架变超人，用肉做罗汉斋等桥段，还是足够无厘头。
与《我和我妈妈》同步推出的电视系列短片《麦太扭花臣》，相比起大电影，反而保留了足够多的传统麦兜味
除了少数例外，香港电影绝少有欧陆电影那种的深刻哲思，也不会像曾经的内地电影那样背负着宏大命题。草根小人物（市民阶级）的眼界和境遇，始终是港片的基本盘。
“麦兜”系列诞生于香港电影式微期，但意识、技法、趣味上的积累，又在相当程度上，保证了它能充分吸收及调用港片的十八般武艺，以笑片为基础，混搭着音乐片、功夫片、年代片的类型，并最终成为“香港电影”的一个集大成者——忧伤如王家卫，搞笑如周星驰，关怀如许鞍华，潇洒如杜琪峰，拼贴如刘镇伟，辛辣如许冠文。
30年过去了，麦兜仍是一个5岁的小朋友。他学过多元智能，最爱吃鸡，很会抖脚，装死的本事不太行，但抵赖的水平还不错，长大的愿望是当校长，每天收了学费以后吃火锅（“今天吃麻辣火锅，明天吃酸菜鱼火锅，后天吃猪骨头火锅……”），他清楚“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子的”，“以为有什么奇妙的事情会发生，结果什么也没有”。
他也很早就知道，他的未来也和我们绝大多数人一样，变成一个上班族，每天“呆头呆脑地做一天”，只是偶尔到海边或者什么别的地方，才会突然刺痛地想起妈妈，想起当年事。不过，归根到底，“他不是低能，他不过是善良”，要是芸芸众生都能如此，天下是不是就太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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