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编： 纵观这次风潮的量级，似乎还不及2009年同一时段发生的“绿色革命”，但是形形色色的抗议口号颇为惊悚。冰川思想库特约撰稿| 关不羽2017年12月28日，伊朗第二大城市马什哈德发生人群聚集，起因是抨
纵观这次风潮的量级，似乎还不及2009年同一时段发生的“绿色革命”，但是形形色色的抗议口号颇为惊悚。
冰川思想库特约撰稿| 关不羽
2017年12月28日，伊朗第二大城市马什哈德发生人群聚集，起因是抨击生活费高涨——导火索似乎是鸡蛋涨价，事态迅速升级为大规模抗议示威。抗议风潮迅速蔓延到多地，2017年12月30日，首都德黑兰也出现了抗议示威活动，并且与警察发生了冲突。
事态的最新发展是，随着支持政府的大规模游行出现，伊朗革命卫队司令穆罕默德·阿里·贾法里1月3日宣布，过去几天震动伊朗乃至世界的动乱已宣告结束。
1月4日，在首都德黑兰街头，新华社记者也看到，“跨年示威”活动已基本平息，社会秩序基本正常。
纵观这次风潮的量级，似乎还不及2009年同一时段发生的“绿色革命”，但是形形色色的抗议口号颇为惊悚。
有公然怀念巴列维王朝的“安息吧！礼萨沙阿”，有抨击伊斯兰教的“不信阿拉伯神”，甚至当伊斯兰神职人员到场安抚时，被人群呛声“毛拉滚出去”。
▲2017年12月30日在伊朗首都德黑兰，部分示威者与警方对峙以至冲突。
看上去国民的反抗意识已经指向了伊朗政权的核心，这是否意味着该国的伊斯兰神权政治已摇摇欲坠？未来会不会出现一个世俗化的伊朗？
但是，问题没有那么简单。
世俗化，巴列维王朝的功败垂成
今天我们看到的伊朗是黑罩袍、大胡子，宗教气氛浓厚，较之海湾诸国不遑多让。
但是，就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巴列维王朝时代，伊朗帝国还是中东西亚地区世俗化改革的希望之星——灯红酒绿、俊男美女的德黑兰还存于一代人的记忆中。
巴列维王朝父子两代，励精图治，瞄准的方向是一个世俗化的现代化国家。
老国王礼萨·汗自1921年上台，就与受过西方教育的城市知识分子合作，积极引入西方技术，开发石油资源，推动城市化、公共教育。
▲伊朗巴列维王朝的创立者：礼萨·汗
其子礼萨·巴列维继位后，进一步加强了改革力度，1963年的“白色革命”达到了冲破宗教樊篱的世俗化顶峰。
土地改革、妇女投票权、消除文盲以及大规模基建，至今看来，巴列维的世俗化步伐在中东西亚地区都是相当超前的。
在意识形态方面，巴列维也用心颇深，他试图用民族主义的世俗意识形态取代宗教意识形态控制。
巴列维将自己的王朝接续到古老的波斯帝国时代，于1971年举行了波斯帝国成立2500年的纪念仪式，进而修改历法，推行“皇历”。这一举措被视为去伊斯兰化的最明确信号。
与此同时，国王本身在民族独立方面的贡献也可圈可点，从英国收回石油开采权，从前苏联收复失地，对得起孔雀王座2500年的光荣。
▲礼萨·巴列维
两代雄主半个世纪的大刀阔斧，仿佛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上亿、文明富裕的现代民族国家呼之欲出。
但是，轰轰烈烈的世俗化运动触动了教士阶层的巨大利益，伊斯兰社会的深潭泥沼将镀金的王座拖入了深渊。
伊斯兰不只是宗教信仰
而是一整套社会体系
与欧洲中世纪的教会-领主二元体制不同，伊斯兰社会的政教合一融入到社会各领域的每一个毛细血管中。
每一个宗教设施都同时发挥着经济、司法、教育、社区治理的综合作用，社区成员从生到死的饮食起居、家庭生活、就业生计高度依赖这套系统。一个基层信徒，浸淫在这样的宗教氛围中，非伊斯兰的生活方式本就不可想象，遑论接受？
宗教机构拥有大量土地，征收和分配宗教税，接受信徒的捐赠，直接或间接参与伊斯兰金融体系的营运，而所有这些资源又构成了宗教机构在社区内再分配的经济基础——这种独特的伊斯兰福利模式牢牢地控制了社区成员，尤其是经济能力薄弱的底层。
因此，当巴列维的“白色革命”触及宗教机构的大量地产时，宗教界的激烈反抗获得庞大的民意支持。那不仅关涉到底层信徒的信仰，更关乎其生计。
▲1962年，巴列维发动“白色革命”（图为“白色革命”历史图片）
即便国王的土改将会给底层民众获得土地的机会，也无法与宗教福利的既得利益群体竞争底层民意，更不要说“妇女投票权”这种出了城市精英圈就面生可疑的世俗化概念了。
总之，巴列维父子的世俗化努力，可以改变伊朗的都市生活，可以缔造一批世俗化的城市精英，甚至可以拉动经济的高速增长，却只是在伊斯兰社会的无边泥沼之中建造了一个嵌入物。
灯红酒绿的城市之外，是毛拉们统治的世界。其改革动力来自于这个静滞社会的外部，这种脆弱的外部性随时可能倒塌。
当盟友们背过身去 改革者黯然退场
巴列维王朝的国内盟友是现代知识分子为代表的城市精英，他们大都接受了西式的教育，从事工业化时代的现代职业。
实际上，他们也是伊斯兰社会的“陌生人”，与毛拉们统治的庞大乡村社区泾渭分明。
他们能够理解世俗化改革的意义所在，但是在政治价值观上却与王朝的威权体制格格不入。尤其是知识分子群体，面对依靠秘密警察和军队维持的威权统治，骨鲠在喉。
按照教科书版的西方政治意识形态标准，没有竞争性选举、分权体制的政权都是缺乏政治合法性。显然，巴列维王朝严重不达标。
在现代知识分子看来，这一缺陷不仅不会被世俗化改革、经济发展的政绩所弥补，反而会更加显眼、更加躁动。
即便威权体制建起了一堵保护墙，将宗教民粹力量屏蔽在政治生活之外，保护了国王的宝座同时，也保护了这些知识分子象牙塔里的岁月静好——这并不能让他们满意。
从这一点看，他们也是伊朗社会的“外部性”——他们从来没有正视过自身的真实处境。他们不断催促巴列维国王进行民主化改革，由此获得道德快感与巨大声誉——主要是从他们的西方同行那里。
国内的“局外人”们道义凛然，国外的盟友也正义满满。巴列维王朝身处冷战的大格局中，选择了与西方阵营紧紧捆绑——显然不是一个糟糕的选择。
伊朗的区域战略核心地位，以及明确的世俗化、西化改革方向，似乎保证了这种同盟关系牢不可破。
然而，“独裁者”的负面光环是无法摆脱的诅咒，西方盟友的支持取决于主政者的外交思维：现实主义的利益优先，还是理想主义的意识形态优先。
▲伊朗总统鲁哈尼
这种盟友绑定的关系收益并不确定，负作用却是明显。依靠美国的外交政策，波斯帝国的现代版难以自圆其说。
当老教长斩钉截铁地高喊“不要东方，不要西方，只要伊斯兰”，帝国的假面碎了一地——德黑兰大学留着大胡子的大学生们热血澎湃地“打倒美国大撒旦”时，顾不上考虑阿拉伯神还是波斯神的问题。
1978年，原油价格波动加上经济政策失当，伊朗的经济发展出现了瓶颈，国王的民主化改革再一次让知识精英失望。前者可以算是一点波折，后者则是老生常谈。
强大的军队、严密的监控体系还在王座前拱卫，西方盟友和王室互动良好。只是一连串牵强附会的阴谋论指控，诸如毒杀老教长的儿子、犹太复国分子控制军队，激发起持续的示威游行发展成一连串暴动，帝国摇摇欲坠。
美国总统吉米·卡特——擅长种花生和弹钢琴的理想主义者，显然没有找到伊朗问题的乐谱，麾下各色高官都在这一重大外交事务上表态，其中财政部长的态度最为鲜明，直斥巴列维国王是“行尸走肉”。
▲1970年代后期，伊朗什叶派穆斯林发动推翻巴列维王朝统治，在国内实行“全盘伊斯兰化”的革命（图为伊朗伊斯兰革命，又称“1979年革命”历史照片）
帝国崩塌了，在其废墟之上，宗教保守人士和左翼知识分子的怪异联盟掌权。
短暂的蜜月期后，宗教派人士甩掉了左翼知识分子，搞了一次全民公投，98.2%的高票正式建立了“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这确实是一次民主投票。
这个故事的结局和古老寓言“池塘里的青蛙”相似：池塘里的青蛙要求神给他们派一个国王，神扔给他们一根木棍。青蛙觉得这个国王无能且无趣，强烈要求更换，于是神赐予他们一条蛇……
不满王朝末期经济危机的人们，在伊斯兰革命半年后开始抗议经济水平下滑，换来了老教长的怒斥——“你们的祭拜就是为了吃吃喝喝吗？”
对王朝缺乏民主自由耿耿于怀的知识分子群体，很快就不需要再考虑这样不愉快的问题——即便他们聪明的脑袋还留在脖子上。
理想主义者吉米·卡特被老教长轻蔑地羞辱，他接生一个极端仇视美国的伊朗新政权，毫无悬念地获选20世纪最差总统，离开了白宫。
▲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
拒绝捍卫王朝的军人数以万计地被处决，如果不是伊拉克的入侵，这个数字还会不断攀升。
最后的“喜讯“是10年后的1988年，监狱中残存了数千名“前朝余孽”在两个月内集中处决，地点在德黑兰一所中学的屋顶。
再过近十年的1996年，伊朗的钢铁产量才追平上世纪七十年代的水平。
老教长兑现了诺言，这个曾经繁华富庶的国家，“只有伊斯兰”，或者说只剩伊斯兰。
德黑兰困境：离开伊斯兰，会是什么？
不了解伊朗世俗化改革失败的过程，就无法对近期伊朗的抗议风波做一个客观的分析。
改革派的总统政权指责保守派挑起事端，保守派批评总统要对经济政策失败负责，而最高领袖带领下两派都在谴责沙特、美国、以色列是幕后黑手。
高层纷乱如麻，基层也热闹非凡。有朴素的经济要求，有反教权的，有民族主义的，口号色色有之。
▲2017年12月30日，数以百计示威者在德黑兰大学周围阻断交通，呼喊口号
谁挑起的？抗议者的目标是什么？都是值得关注的问题，但是对于风波的结局而言，这些又不那么重要。
关心鸡蛋价格的朴素愿望很难走得更远，“你们的祭拜就是为了吃吃喝喝吗？”的训斥言犹在耳。
二十多年经济停滞、倒退就这么过来了，内贾德时代34%的通胀率也波澜不惊，现在鲁哈尼执政还不错的经济业绩没有到民不畏死的程度。
反教权看上去很有力，却没有多少实际意义。教权不是凭空而来，而是建筑于伊斯兰社会的庞大根基之上。
伊斯兰革命以来，这一根基非但没有削弱，反而进一步增强。毛拉们在抗议场上被怼得灰头土脸，却不会损其经济、文化势力的分毫。
民族主义诚如亨廷顿的所言，是最强大的现代政治意识形态和动员工具，但伊斯兰宗教意识形态早已将其化为己用，“纯洁的伊斯兰普世宗教VS堕落的西方世俗主义入侵”淡化了单一民族的本位意识。
▲2017年12月30日，德黑兰市民众抗议现场（路透社图片）
而最关键的是，离开伊斯兰，伊朗还有别的选择吗？
最大的伊斯兰什叶派国家已经是伊朗清晰的定位，就在近期的叙利亚问题上、也门内战中，伊朗正是以什叶派总后台的身份高歌猛进，迅速扩大了区域影响力。
任何世俗化的政治改革都无法为这个区域大国提供如此清晰的身份定位。任何认真考虑伊朗政体变革的人都将面临这一问题，离开伊斯兰，伊朗会是什么？
重回巴列维王朝政教分离的世俗化道路，“民主化”这关还是闯不过去。这不仅是伊朗的历史教训，而是伊斯兰社会的通病——庞大的宗教民粹群体。
2010年的那一场“中东乱局”赢得各国民主人士的一片赞誉，可是建诸直接民意基础之上的新政权无一例外地带上了更浓重的伊斯兰色彩。连世俗化的模范生埃及也险些被穆兄会掌控。
更令人惊讶的是，地缘政治更接近欧洲、世俗化最彻底的土耳其，只要消除了军事政变的外部强制，就会在伊斯兰政教合一的轨道上加速滑行。2018年的伊朗能够成为例外吗？高度伊斯兰化的社会很难有其他选择项。
▲特朗普发表多条推特，讽刺了伊朗当下的危机，并将责任推到鲁哈尼政府身上。
何况，最近的抗议风波发生在城市中，不能代表宗教势力大本营的乡村社区，两者之间真实的力量对比并不乐观。
很明显，特郎普重回现实主义外交的道路，很可能不大在意与军政府“独裁者”打交道。从现实主义的角度去分析，美国强力干预伊朗的动力和能力都很有限。
动力角度讲，伊朗维持现状对美国并无大碍，海湾土豪恰恰是出于对伊朗的恐惧，才会心甘情愿地接受美国保护与控制。
如果特朗普推动伊朗的世俗化改革，那么风险不小，收获却不明朗。由此可以判断，特朗普一定会谨慎小心，而不是冒进推动。
从能力角度看，特朗普即使想深度介入伊朗局势发展，也很难有所作为。伊朗经过多轮清洗和严密监控制，很难想像还有合适渠道可供美方深度介入。
综上所述，美国是指望不上了的。伊朗的世俗化之路，还遥远得很。
最后，引用一段《鲁拜集》的名言，向曾经辉煌古老波斯致敬：
年老年轻一代接着一代，
代代世人接踵去来。
谁也无法永远占据这世界，
有来有去，
有去又有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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